水平竞争力——外贸规模仍是最大支撑

水平分项竞争力：衡量城市外贸水平不等同于单纯的规模比拼，

需要从企业平均实力、相对发展速度、进出平衡度、经济外向度等多维度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2018年，水平分项竞争力30强榜单有6座新城市登榜，较上年减少1座，榜单更迭率回落至20%。同时入围水平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前30强的城市数量由上年的21座下降至19座，显示水平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仍保持较高的相关性，但联动效果有所趋弱。规模性指标对水平竞争力的支撑作用仍旧明显，“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前30位中有18城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且水平竞争力得分随外贸体量的提升快速上扬，外贸规模前15位城市中的13座均顺利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

虽然2018年影响我国外贸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水平竞争力榜单“强者恒强”的主基调未变。中小城市综合实力不济，仅能凭借个别指标的爆发式提升登陆榜单。随着传统驱动要素动能减弱，新动能尚在培育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能逐渐向我国内陆和东南亚地区迁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外贸增长步伐，2018年入围水平竞争力30强榜单城市保持与2017年持平的17座。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东部沿海地区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注重强化内生动力，部分城市位次实现提升。内陆地区加速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四川成都、陕西西安、重庆、河南郑州等外贸新星城市雏形初现，与传统外贸发达地区差距正在缩小。

连云港，工厂在码头码放纯碱。部分沿海城市基本成型的出口导向特征，导致其外贸失衡明显。

图 / 视觉中国

用实力说话 

◎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总值与同期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描述该城市在全国外贸中所处的贡献程度。

自2015年以来，“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前30榜单已连续3年未有新面孔登场，我国外贸大格局总体保持稳定。2018年榜单入围门槛再度提高，入围城市平均进出口规模为7956.5亿元，比上年提升5.1%；上榜门槛达到2146亿元，提升11%。外贸资源集中度延续分散趋势，榜单前30城市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合计为78.3%，在上年下滑0.6个百分点的基础上，2018年继续下滑0.4个百分点。从入围城市区域分布来看，“东强西弱”格局依然牢固，东部沿海地区合计包揽24个席位。相比之下，内陆城市整体实力仍显逊色，仅有6座城市入围，同时，区域协同发展能力偏弱，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贸优势集中区域。

2018年入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前30榜单城市外贸增速继续呈现“东慢西快”格局，内陆地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制造业产能转移，富士康、英特尔、美光等电子产品生产巨头的进驻直接拉动了成都、重庆、西安等内陆城市的外贸规模，并带动零配件、物流、封装测试等配套行业形成产业集群。相比于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东部沿海地区仍是我国外贸的“定海神针”，但庞大的外贸体量下，以及处于转型升级的调整阶段，实现增长的难度更大，如2018年长三角整体外贸增速为8.7%，珠三角为5.1%，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以加工贸易为载体的传统外贸发展动力在东部沿海区域有所减弱，但与传统驱动要素动能减弱相伴的是外贸结构深度调整并持续优化，如珠三角地区2018年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增长7.1%，较加工贸易快3.1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7.6%，而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增长6.4%。

◎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进出口企业数量的比值，用以描述该地区企业进出口实力水平。

2018年“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前30位榜单有4座新城市上榜，比上年减少1座，榜单更迭率13.3%，上榜城市平均企业进出口规模达到2.5亿元，比上年提升12.6%，入围门槛为1.3亿元，提升14.6%。外贸中小城市在榜单上表现活跃，“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前30位城市中，位居“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榜单200位以外的有3座，百位以外则多达14座。龙头企业在资源禀赋型城市外贸甚至经济结构中占有绝对支撑地位，是内陆中小城市纷纷登榜的主要原因。如有中国“镍都”之称的甘肃金昌雄踞榜单首位，金川集团主导的有色金属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榜单次席的黑龙江大庆则以“油城”著称，石化产业奠定了大庆在东北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

反观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活跃，大量企业实体从事外贸业务，在成就外贸大城市的同时，也拉低了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

◎人均进出口额：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该城市人口比值，用以描述该城市进出口水平。

东部沿海城市领跑榜单，高人口基数拉低内陆城市平均指标规模。2018年“人均进出口额”榜单前30位继续保持稳定，与上年相比没有城市更迭。榜单前30位城市中有24座同时入围“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榜单前30位，庞大的外贸规模依旧是城市抢占“人均进出口额”榜单前排的根本保证。综合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的东部沿海地区在该指标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共包揽榜单26个席位。相比之下，内陆地区在“人均进出口额”榜单表现不佳，大多在榜单中后部徘徊。除了受制于外贸规模偏低这一主要劣势之外，内陆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资源的虹吸效应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导致人口集中度过高，进而拉低了平均指标的表现。

◎外贸依存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额与同期该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描述当地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

“东高西低”梯次格局延续。2018年“外贸依存度”榜单前30位中仅有2座新城市登场，整体格局保持稳定。外贸增速跑赢GDP使得201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整体上扬，由上年的33.6%升至33.9%，其中“外贸依存度”榜单前30位上榜城市外贸依存度平均值为79.9%，比上年下滑2个百分点，破百城市由上年的9座减少至7座，显示出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有所增强，对外贸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参与国际市场分工最充分的区域，外贸对经济发展贡献举足轻重，合计有24座城市入围2018年“外贸依存度”榜单前30位，继续保持绝对领先地位。内陆地区合计仅有6座城市入围，外贸对当地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仍然有限。

◎变差优势：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对外出口增速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之间的横向比较，用以衡量当地外贸出口的后续动力。

2018年“变差优势”榜单仅有陕西安康和湖南永州连续2年入围前30位，榜单更迭率超过90%，低基数、高爆发的登榜模式可持续性较低。上榜城市出口同比增速门槛达到42.8%，其中有8座城市出口增幅超过1倍以上。外贸小城更易受“变差优势”榜单青睐，前30位城市中，江苏徐州在“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榜单位次最高，但也仅在第57位，外贸规模排200位以外的多达16座。

同时，“过山车”式的位次大幅更迭也是榜单一大特点，2018年登榜前30位的城市中，有18座位次提升超过百位，而上年登榜城市中则有19城跌至200位以外。由于基数较小，重大项目和企业的引进会快速拉动中小城市出口同比激增，进而登陆“变差优势”榜单前排。如甘肃嘉峪关市的酒钢集团于2016年投资打造的铝材深加工项目顺利投产，使得嘉峪关市铝材出口从无到有，并于2018年一举创造超过8亿元出口值，拉动该市出口大幅增长1.8倍，并带动嘉峪关“变差优势”指标提升264位，获得榜单亚军。

◎外贸平衡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进、出口额平衡关系比值，用以衡量贸易平衡能力，贸易顺差、逆差过大都会对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018年“外贸平衡度”榜单前30位共有14个新面孔登场，榜单波动趋缓。外贸大城开放程度高，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优势特征，出口导向或进口依赖的外贸格局基本成型，是导致其外贸失衡的主要原因。如北京外贸规模在全体参评城市中位列第3位，主要得益于众多“中字头”央企驻扎，大量进口能源、资源、农产品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直接拉动北京贸易逆差超过1.74万亿元，极度依赖进口导致其在“外贸平衡度”榜单仅列第194位。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城市因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成熟而呈现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如浙江金华贸易顺差超过3500亿元，仅能位列“外贸平衡度”榜单第281位，浙江杭州、重庆、广东佛山、惠州等外贸强市也纷纷位列榜单百位之后。

相比之下，部分内陆中小城市外贸规模较小、起步较晚，缺乏显著的导向特征，贸易结构更易趋于平衡。2018年上榜“外贸平衡度”前30榜单的城市之中，有17座外贸规模指标位居全国百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