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竞争力——多元化指标成关键所在

结构竞争力：衡量城市的外贸发展水平，除了出口规模，出口结构是否合理也至关重要。结构分项竞争力从高度化（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高低）和多元化（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分布均衡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价。

外贸出口大城市更早迎来了传统出口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传统出口市场需求日益接近饱和等转型升级挑战，因而在转变发展思路、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新市场方面迸发出更大热情，在外贸结构竞争力提升方面也表现得更好。2018年，结构竞争力30强榜单中，共有16座出口“身价”千亿元出口大城市跻身榜单，其中上年上榜的14座出口超千亿元城市悉数蝉联。随着外贸大城市不断涌入榜单，结构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的关联度持续增强，2018年有13座城市同时入围两项榜单30强，创历史新高。反观中小城市，出口规模导致其在高度化和多元化两项指标上难以同时兼顾，出口值低于百亿元的城市上榜数量已经由2012年的18座跌至2018年的2座。此外，多元化指标成为影响结构竞争力位次的关键因素。

“高而全”两个都要有

◎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数：由当地产业特征决定，代表着某城市所有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变化意味着该城市输出产品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

2018年，298座参评城市“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平均分值62.8分，较2017年增加0.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数量自2012年以来连续6年增加，达35座，较2017年增加1座；低附加值产品为出口主流的城市39座，比2017年增加1座；出口产品附加值处于中间档次的城市224座，占所有参评城市总数的75.2%。从各区域该指标的平均分值看，长三角以微弱优势领先于珠三角，二者分别为69.9分、69.4分；中部地区稳步提升，平均分值65.9分创历史最好成绩；环渤海、西南、海西地区均超过60分，分别为63.5分、62分、61分；西北地区较2017年大幅提升2.1～56.3分，同样为历史最佳；东北地区55.7分，虽然较上年增加1.5，但仍然排位垫底。

凭借发展先行优势，长三角、珠三角平均高度化分值遥遥领先，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依靠后发优势和对周边城市人才的吸纳，在招商引资方面较省内其他城市具有天然优势，指标位次一枝独秀。但由于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发展尚显不足，无法对周边城市产生有效的技术渗透。

大城市外贸发展通常围绕核心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出口结构稳定，指标分值波动小。2018年，37座出口值超过千亿元的大城市，仅有两座高度化分值变动超过2分，其中，以电子制造业为主的河南郑州、四川成都、陕西西安、重庆，分值常年保持在80分以上，牢牢占据榜单前10位置；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浙江杭州、嘉兴、金华，分值在70分上下波动；农产品、轮胎和纺织品出口占比较大的山东青岛、潍坊，分值则在60～65分之间。

小城市体量小，龙头企业、主打产品出口的变动，均能大幅影响城市指标位次。如，2018年广西三创科技有限公司出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4.3亿元，激增1.1倍，占当年广西北海出口总值的44.7%，拉动北海上升38个位次跻身指标前30位；甘肃兰州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碳电极出口增长1.3倍，占比提升27个百分点，上升39个位次至第22位。湖北恩施2017年出口前5企业均为贸易型企业，2018年上述企业有4家没有出口记录，最大出口商品由玩具变为茶叶，指标分值下降9.8，下滑125个位次。

部分资源型城市急需对产业进行转型升级，通过各种优惠条件吸引高端制造业企业落户，取得明显成效。大庆以国资平台入股方式为吉利汽车提供30亿元资金，吸引沃尔沃项目落户，2017年大庆沃尔沃开始对外出口，当年大庆高度化分值75.8，提升230个位次到第32位，2018年高度化分值进一步提升至78.8，排第17位首次入前30强。内蒙古鄂尔多斯为京东方无偿提供10亿吨煤炭资源，2017年京东方光电项目开始对外出口，鄂尔多斯高度化指标位次实现三级跳，从2016年的第138位到2017年的第35位再到2018年的第25位。更早时候，陕西商洛、山西晋城也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到比亚迪、富士康等企业项目跻身榜单。

◎多元化指标（包括市场和产品）：由“等价数目”和“离散度”两个4级指标构成，其中，“等价数目”指某城市出口同等规模的市场和产品数量，“离散度”指出口市场和产品分布形态，只有兼具“多而散”的特征，才能达到均衡合理的状态。

市场等价数目：出口市场愈发集中，小城市闪耀榜单。2018年，298座参评城市“出口市场等价数目”（简称“市场数目”，下同）在山东东营的18.94个到广西百色的1.16个之间，平均值为7.44个，较上年减少0.08个，连续6年减少，多元化水平持续降低。

产品等价数目：大城市主导榜单。2018年，所有参评城市的“出口产品等价数目”（简称“产品数目”，下同）平均值为32.3个，比2017年减少0.5个，从甘肃平凉的1.1个到浙江宁波的233.5个分布不等。上榜门槛由2017年的81.3个降至2018年的77.5个。从上榜城市出口规模看，17座出口值超千亿元的城市入围，出口值低于百亿元的城市仅湖南张家界上榜。各区域平均每座城市的产品数目呈“强者更强、弱者愈弱”走势。

江苏连云港，出口糖果产销两旺。   图 / 视觉中国

离散度：个别小城市出口市场更加均匀，离散度位次远高于等价数目。一般情况下，离散度与等价数目高度正相关。2018年，298座参评城市的产品离散度与产品数目位次差距均保持在20个位次之内。部分城市虽然出口值小，市场数目少，但是由于出口市场相对均匀，离散度指标位次远高于等价数目，2018年16座城市市场离散度位次高于市场数目20个位次以上，其中出口值最高的青海西宁仅为20.3亿元。

珠三角依托“广交会”等重点会展平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多渠道开拓海外市场，对东盟、俄罗斯、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比重持续提升，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明显提升，城市平均市场数目从2013年的6.62个增加至2018年的7.72个。5年来，珠三角18座城市市场数目有所提升，占珠三角城市数量的85.7%；5座城市市场数目增加2个以上，上榜城市从0增加到2座。

东北地区经济持续低迷，产品数目呈现断崖式下跌。5年来，东北26座城市产品数目有所减少，占东北地区城市数量的76.5%，其中7座城市产品数目减少超过50个。与此同时，2018年，东北23座城市高度化分值较2013年有所下降，表明东北地区不仅出口品种更加集中，附加值也更低，出口更趋向于简单初级产品。

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制约内地城市多元化进程。在全部纳入评比的298座城市中，产品数目低于10个的城市96座，其中89座为内陆地区城市，占92.7%，上述城市出口产品与当地矿产资源、主要经济作物紧密相关，如，甘肃平凉坐落在我国三大苹果主产区内，苹果占出口比重达96.3%，出口产品数目仅1.1个；内蒙古巴彦淖尔是我国最大的葵花子产地，占全国总产量的1/3，2018年出口葵花子22.9亿元，占该市出口值的64.9%，出口产品数目2.3个；四川攀枝花是我国最大的钛资源基地，2018年钛白粉占攀枝花出口比重58.5%，出口产品数目2.5个；作为我国煤炭主产地的陕西榆林，焦炭占该市出口比重45.1%，出口产品数目3.5个。

受制于地理条件，内陆边境城市出口市场基本瞄准接壤邻国，如：西藏拉萨对尼泊尔出口占86.3%，广西崇左对越南出口占79.3%，黑龙江黑河对俄罗斯出口占73.5%，云南保山对缅甸出口占69.9%，新疆博尔塔拉对哈萨克斯坦出口占64.6%，上述城市市场数目均不超过3个。

注：指标值大于75，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以上加工程度商品出口比重较大，定义为“高附加值产品”；指标值低于75高于50，表明该城市整体出口产品加工程度最多达到传统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水平，定义为“中间档次产品”；指标值低于50，表明该城市主要出口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等仅经过简单加工的初级产品，定义为“低附加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