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变局

未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带动下，在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倒逼下，国内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整体将呈现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并举的局面。

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球钢铁生产和消费的“主引擎”。近几年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周期，加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国内钢铁市场回暖、出口依存度下降，我国钢铁产品出口进入震荡期，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贸竞争力也随之出现起伏。

钢铁出口“波涛起伏”，竞争力“清风拂柳”

2015年年底开始，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开大幕。在取缔“地条钢”、淘汰中频炉、“蓝天保卫战”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下，钢铁行业大量落后过剩产能被依法依规关闭和引导主动退出。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提前2年完成5年内去产能1.5亿吨的上限目标。供给端奋力“减肥瘦身”，国内钢铁市场也“日暖雪销”。西本钢材价格指数由2015年年末的2000点左右持续快速上行，在2017年12月一度突破5000点大关。随着国内供需形势转好、产品价格回暖，钢铁企业纷纷将销售重心转回国内。2016年和2017年，我国分别出口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498.8亿美元和497.7亿美元，同比（下同）分别下降13.4%和0.2%。

钢铁企业向国内“收缩战线”，反映出钢铁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但出口量连年萎缩、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客观上也导致2016年、2017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连续下滑。

进入2018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面临的内外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一方面，国内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期，钢铁下游的房地产、汽车、家电等行业下行压力加大，钢铁需求迈入峰值平台。另一方面，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海外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对全球钢铁贸易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在市场需求萎缩的背景下，国内钢铁价格高位回落。截至2018年年末，西本钢材价格指数已降至4000点左右。而国内钢铁生产仍维持火热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7.7亿吨、9.3亿吨和11.1亿吨，分别增加3%、6.6%和8.5%。供需两端综合作用下，行业库存压力逐步加大，钢铁企业再度吹响“出海”的冲锋号。2018年，我国出口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553.3亿美元，为近3年最高值，同比增速达到11.2%。

出口回暖也止住了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贸竞争力此前2年的下行态势。随着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由2017年的-22.2大幅提升至2018年的-1.01，由全球第82位跃升至第54位。出口规模的显著扩张带动行业外贸顺差扩大，贸易竞争指数由0.4升至0.4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出口在我国整体出口中的比重则由2.19%提升至2.22%。此外，虽然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在全球的份额仍延续近几年的下滑势头，但下降幅度明显放缓；同时，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外贸领域的地位相对稳定，2018年显示性指数为1.03，与上年持平。5大分项指标稳中向好，整体竞争力也企稳反弹。2018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得分为101.99，较上年提高0.08，在全球的排位提升2位至第3位。

贸易摩擦“风雨交加”，出口之路“泥淖遍布”

虽然2018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实现了显著增长，但出口转好很大程度上是企业面对产能和库存压力做出的主动努力。从海外市场的客观环境来看，我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之路仍是“荆棘丛生”，面临的困难和阻力较前几年不减反增。

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我国钢铁出口产品遭遇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3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国家（地区）数量比2017年增加5个，案件数量上升了80%。其中，反倾销调查案件13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案件15起，反补贴调查案件1起，保障措施案件7起。海外市场除了“双反”调查这一“常规动作”外，美国等地区还利用“232”调查、“337”调查等“自选动作”对我国钢铁出口进行打击。美国征收钢铝关税这一“黑天鹅”事件的爆发，不仅直接抑制我国钢铁产品对美出口，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对全球黑色金属贸易链形成“蝴蝶效应”。在美国征收关税后，作为应对，欧盟、加拿大、土耳其等多个国家或地区也陆续对进口钢铁制品实施限制措施。此外，美国还对来自越南的使用中国基材的耐蚀钢产品和冷轧钢产品采取“双反”措施，阻碍我国钢材自越南转口贸易。

在部分并未实施限制的市场中，我国产品也无奈地被“殃及池鱼”。如韩国作为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出口第一大市场，由于受美欧关税及配额限制影响，其生产的部分原用于出口的产品不得不转为在韩国国内销售，对我国相关产品对韩出口形成挤出效应。2018年，我国对韩国出口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56.6亿美元，大幅下降19.8%。出口市场“泥淖遍布”，倒逼我国钢铁出口向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加快集中，在抑制我国钢铁出口多元化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无形中增大了潜在的贸易摩擦风险。

钢铁出口国“齐驱并进”，国际竞争“四郊多垒”

在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业链分工变革速度加快，一些老牌钢铁强国借此发力，加上新兴钢铁生产国日渐崛起，各国间的钢铁贸易规模快速膨胀。2018年，全球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合计值为4210亿美元，增速达到12%。在此背景下，虽然同期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口也实现了11%的增长，扭转了此前2年的下跌趋势，但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增反降，出口增长率优势指数也位于负值区间。

老牌出口“大户”外贸竞争力“高歌猛进”，“中生代”和“新生代”们也不甘示弱。土耳其和伊朗作为中东地区钢铁产业两大“霸主”，近年来在国际市场表现强势。2018年，土耳其和伊朗粗钢产量分别约为3730万吨和2500万吨，在全球分列第8位和第10位。在巨大的钢铁产能体量支撑下，2018年土耳其和伊朗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9%和49.4%，竞争力在全球分别排第13位和第7位，较2017年分别大幅提升10位和11位。东南亚地区钢铁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最近几年在台塑越南河静项目、青山印尼项目等一批新增产能的带动下，钢铁产量爆发式增长。相关数据显示，近3年，东盟地区粗钢产量增加1100多万吨，其中2018年产量达到3100万吨。据预测，随着后续项目投产，未来两年内东盟钢铁产量有望达到5000万吨。钢铁供应能力的提升除了满足东盟本地区下游产业的需求外，也加快在全球市场的投放力度。以印度尼西亚为例，2018年印度尼西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产品出口值达到62.1亿美元，猛增71.2%，在全球竞争力由上年的第50位跃升至第35位。

结构性矛盾“宿疾未消”，产业结构“大而不强”

近几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贸竞争力的起起落落，本质上还在于我国钢铁产业长期存在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同质化等“宿疾”，并引发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市场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行业运行的稳定性和效率不高。

图 / 视觉中国

经过“宝武”合并、中信集团重组青岛特钢、首钢重组长钢、水钢、贵阳钢铁、通化钢铁等一系列的兼并整合，近3年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但从钢铁产量来看，2018年前十大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合计仅占全国总产量的35.26%，与《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的2020年达到60%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外贸领域，2016年以来，我国钢材出口企业以每年约5%的速度持续扩张，其中2018年出口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075家，较2017年增加247家。出口企业分布持续分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仍习惯于“单打独斗”，严重影响了产业运行效率，也大大限制了我国钢铁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同时，我国高端产品无论是在产量规模上，还是在技术标准和质量稳定性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8年，在我国粗钢产量中，电炉钢约为9000万吨，占比约为9.7%。远低于美国（62%）、欧盟（39%）、日本（22%）的水平，也低于全球（25.2%）的平均水平。国内特钢企业产品中，合金钢和不锈钢产品比重只有31%左右，与欧美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产业变局“危中有机”

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仍存在一些或短期、或长期、或周期性、或结构性的问题，而海外市场需求下行、贸易争端、单边主义、地缘政治紧张等不利因素持续积累发酵，为行业平稳运行和结构升级提出更现实更紧迫的要求。不过，应清醒认识到的是，虽然行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但底蕴与机遇仍然存在，应“变中寻进”、“危中寻机”。

2018年5月4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实现了国内首个已上市期货品种的对外开放。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后，更有利于现货市场参照期货价格进行定价和结算，提升了我国在国际铁矿石贸易定价体系中的话语权。随着铁矿石易涨难跌的局面被打破，钢铁行业利润空间进一步扩展。2018年，我国钢铁行业实现利润4704亿元，同比增长39.3%。其中，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利润率达到6.93%。与此同时，截至2019年3月，我国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随着“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推进，或可催生多达1.5亿吨的钢铁需求增量。在此背景下，国内钢铁企业纷纷通过投资新建、股权并购等方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展开产能合作，有利于拓宽我国出口渠道，化解摩擦风险。此外，国内下游产业升级带动钢铁制造更高层次需求，加上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人工智能、生物、纳米、新能源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加快跨学科融合，也为我国钢铁行业创新升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