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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九龙关起义”
口述者 / 吴国进,浙江温州人,1943年进入海关工作,1949年参加过原九龙关“护产起义”,深圳海关原关员,1986年离休。
进入九龙关
进入九龙关我小的时候,家里经济不是很好,因此,1943年高中毕业后也没有继续读大学。因为海关在当地口碑很好,所以我就下决心考海关。一般都是先考入税务专门学校就读再进入海关工作,但那时候处于抗战时期,并且税务专门学校离我家也很远,所以我决定报考只需要高中学历就可以加入的海关外勤工作。1943&—1948年,我就一直负责海关稽查。
1948年年初,我到了香港的九龙关,到1949年解放的时候正好是2年,时间不长。我在总关下设的3个分关都分别任过职,主要负责检查从我国香港直接到广州的货车。但我没有在总关任过职,因为总关高级关员主要是内勤(大学毕业)。当时九龙关的洋人是最多的,税务司是英国人,高级关员也是外国人占大多数,他们的工资特别高。我记得我当时是四等,后来到三等,工资150~160元港币。
起义
九龙关1887年成立。1949年10月,九龙关将其总部机构由香港撤回深圳。1950年1月,更名为九龙海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九龙海关更名为深圳海关)。九龙关设在香港地区的机构有总关和下属关卡4处,设在港深边境有沙头角、莲塘、文锦渡、罗湖、沙头、白石洲、桂庙、蛇口以及位于海上的三门岛、大铲等关卡10多处。
从1948年秋的时候,原九龙关的地下党员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开始了团结一批人保护关产、迎接解放的任务。当时香港政府规定,10人以上集会需要政府批准,因此,秘密小组成员只能利用每月的例行假期进行秘密活动,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和《华商报》社论,汇报和研究工作。秘密活动时,为了应付警察的突击检查,小组成员都会在桌子上放上麻将牌、糖果等东西来做掩护。通过向同事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一些政策来团结他们。
对关产进行保护的范围是保全“沙深宝”(沙头角、深圳、宝安)边境各关和私货仓以及香港总关、港九3个支关的一切财产。当时九龙关90%以上的“关产”都在香港,包含二十几条缉私舰艇,比如“华南号”缉私舰艇。1949年9月底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海关总税务司命令九龙关税务司将A型缉私舰和Y型缉私舰排水量缉私舰迁调至我国台湾。国民党很早就看上了这批缉私舰,A型缉私舰排水量1000多吨,Y型是300多吨,均在当时比较先进。消息传出后,我们的海员全部下船不去。当时舰队的队长叫侯秉晨,国民党特务曾经提出给其二十几万元,让他把船开走,他拒绝了。国民党没有办法,他们从中国香港雇人把最好的两艘A型缉私舰和两艘Y型缉私舰开走了。我们的船员们把剩下的缉私舰上国民党的旗子都卸下来,挂上海关关旗。原定当年10月17日把缉私舰开回,结果走漏了消息。大家商量于10月15日把缉私舰提前开走,缉私舰快到公海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国民党兵舰和飞机,大家把舰上的灯熄灭,无线电关闭,才惊险通过,到了广州。
1949年10月17日,深圳解放,21日正式接管深圳缉私总部和边界上各支关卡哨。当时的税务司经蔚裴当即在香港电告北京,宣布“断绝九龙关与台湾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关系,接受新中国海关总署的领导”。
解放的时候我们从九龙关带回来的税款有462万余元港币,职员、关警、船员1134人,舰艇等27艘,在港房屋5幢,以及武器弹药一批,包括轻重机枪153挺,其他枪支1037支,子弹37万余发。
除此之外,1949年年底,党组织安排杨立昆、汪济和我3人以正常工作的名义登上广东三门岛秘密保护关产。经过一系列的秘密活动,1950年1月7日,广东三门岛海关解放,关产也顺利进行了接收,“护产起义”取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
刚刚解放时的九龙海关业务重心一度以缉私为主,征税任务相对较小。那时候美国对中国禁运,不给我们物资,尤其是橡胶、药品等,都不让运进来。我们的关员觉悟高,就在边站抢运,把轮胎、汽油等禁运的物品都运过来。
1980年,广东省委通过调查确定九龙海关为起义单位。1984年10月22日,海关总署和广东省委召开了颁发原九龙关起义人员证书和纪念原九龙关起义35周年大会,把大约300多名“老九龙”人召集回来,在西丽湖的会场颁发起义证书,所有参加过起义的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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