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面对供给端的中美贸易摩擦和需求端的非洲猪瘟疫情双重挤压，2019年我国大豆进口量没有沿着2018年掉头向下的通道越滑越远，实现了低开高走、重现增加的反转。

据海关统计，2019年，我国进口大豆8851.1万吨，小幅增加0.5%。同样是面对供给端的中美贸易摩擦和需求端的非洲猪瘟疫情双重挤压，2019年我国大豆进口量却没有沿着2018年掉头向下的通道越滑越远，实现低开高走、重现增加的反转，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坚持不懈的纠偏。

一方面，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猪瘟，我国坚持猪瘟疫情防控和稳定生猪生产两手抓、两手硬，采取加强防疫监管、优化生猪调运和产业布局、开展生产救助、强化技术服务等措施有效防控，2019年下半年开始猪瘟疫情明显减缓，生猪养殖数量大幅减少的趋势被遏制，豆粕饲料需求稳步恢复，对进口大豆的需求也随之回升。另一方面，我国积极化解中美贸易摩擦、推动中美关系回归和平发展轨道的努力从未停止。

大豆作为中美贸易摩擦风口浪尖上的焦点商品，最早被加征关税，也最先按下“重启键”。我国积极促成多轮经贸谈判，在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后，中美经贸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我国大豆等部分农产品豁免加征关税，支持相关企业按市场化原则和WTO原则自美采购一定数量大豆、猪肉等农产品。于是，被关税壁垒阻拦的进口需求得以释放，2019年年底2个月美大豆进口高歌猛进，拉动2019年11月、12月我国大豆进口总量分别大幅增加53.8%和66.7%。在“临门一脚”的强力拉升下，2019年，我国自美大豆进口量增加1.8%，是将大豆进口从偏离增长轨道惊险逆转的关键力量。

在我国积极化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大豆进口领域的各种力量偏差也被逐渐校正。首先，龙头企业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2019年，全国共有大豆进口实绩的企业222家。其中，大豆进口值10强企业合计进口大豆4940万吨，价值1360.3亿元，增长14.9%，比非10强企业合计进口值增幅高24.4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大豆进口总值的比重为55.8%。衡量大豆进口企业集中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由372.8大幅提升至510.2。

其次，大豆进口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被打破。外资企业虽然仍为我国大豆进口的最大企业主体，但全年进口量大幅减少15%，占我国大豆进口总量的比重也由2018年的42.7%下滑至36.1%。在2019年大豆进口10强榜单中，外商投资企业席位减少至4家。国际粮商巨头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全年进口117.8亿元，下降22.1%，在10强榜单中的排位由2018年的第3位下滑至第5位。曾经长期与外商投资企业分庭抗礼的内资企业，终于在10强榜单上略占上风。最先享受大豆关税豁免政策的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抢眼。2019年，国有企业进口大豆2763.5万吨，增加77.9%，占我国大豆进口总量的比重由2018年的17.6%大幅提升至31.2%。其中，自美进口量占到51.2%，共1415.6万吨，激增2.2倍。

相比国有企业的“近水楼台”，受加征关税困扰，民营企业自美进口大豆近乎停滞，全年自美大豆进口量锐减85%，即便自阿根廷进口量以同比8.7倍的速度飙升，也没能扭转全年进口量减少17.2%的颓势，在我国大豆进口总量中的比重由2018年的39.7%下滑至32.7%。近年来一度稳坐我国大豆进口企业排位“头把交椅”的民营企业中粮四海丰（张家港）贸易有限公司没能继续蝉联佳话，2019年大豆进口值下降。

中美贸易摩擦虽然给我国经济外贸发展带来了阻力，但也纠正了我国大豆进口对单一市场的过高依赖，加速了大豆进口的多元化进程。2019年我国将大豆进口的“橄榄枝”伸向了阿根廷、加拿大、乌拉圭等更多新兴来源地，上述3个国家合计占我国大豆进口总量的比重由2018年的5.1%大幅提升至14.8%，其中自阿根廷进口量激增5倍。在新兴来源地的“补位”作用下，巴西与美国合计占我国大豆进口量的比重由94%下滑至84.3%。俄罗斯、乌克兰、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大豆生产国也都在积极争取在华市场份额。

2020年年初，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推进落实，自美大豆进口延续2019年年底的放量增长势头。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和生产实际，形成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错位竞争、相互补充的格局，内外兼修才能保障我国大豆供应不偏离稳定安全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