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能力强但自给率低成为铜矿砂进口上榜企业的普遍特征。

作为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市场，中国消费了全球约50%的铜资源。在国内市场巨大需求的推动下，我国铜加工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2018年以来，国内精铜冶炼产能进入了投产高峰时期，新增精铜产能连续两年跨过100万吨大关，带动2019年我国精炼铜产量增长10.2%，达978万吨。不断释放的新增铜冶炼产能，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对铜资源的“饥渴度”。由于我国铜资源不足，长期依赖进口，加之国家对废铜进口的管制政策日益趋严，不仅从2018年年底起“七类”废铜进口被完全禁止，而且从2019年7月起“六类”废铜也被调整为限制进口。因此，铜矿砂作为主要进口铜资源的地位更加凸显。2019年，我国铜矿砂进口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达2198.8万吨，增加11.6%，价值2335.9亿元，增长11.1%，进口量、值均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

在铜矿砂进口“红火”的加持下，铜矿砂进口龙头企业普遍“长了个”。2019年，我国铜矿砂进口10强榜单的入围门槛由2018年的76.8亿元大幅提升至83.6亿元，10强企业全部入围当年我国进口200强总榜单。2019年铜矿砂进口10强企业合计进口铜矿砂1207.5万吨、价值1318.1亿元，占当年我国铜矿砂进口总量、值的54.9%和56.4%，比重均较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同时，反映产业集中度和竞争程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较2018年小幅提升4.8个百分点，达423.4，头部企业“领导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

随着上年唯一一家贸易型企业——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道金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落榜，生产型企业包揽了2019年我国铜矿砂进口10强。加工能力强但自给率低成为上榜企业的普遍特征。

伴随着产业快速增产和铜矿砂进口“红火”的浪潮，国内铜加工行业的发展态势看似一片大好，但事实上暗藏着不少“虚火”。

首先是铜资源受制于人的“上气不足”。虽然近年来我国铜企加快“走出去”投资矿山的步伐，但目前全球主要铜矿资源大多仍被国际矿业巨头占据，铜矿供给领域垄断竞争格局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受累于海外铜矿砂资源依赖程度的攀升，我国铜冶炼企业在与国际矿业巨头的谈判中通常处于弱势。2019年海外矿端扰乱事件频发，铜精矿供应长期处于偏紧状态，全年全球铜市场供应短缺仍达9.4万吨。供给端的收缩叠加需求端的扩张，导致2019年现货铜精矿加工精炼费（TC）从年初的92美元/吨一路下行至年末的55美元/吨，大幅压缩了铜冶炼企业的盈利空间。年末，国内骨干铜冶炼企业与国际铜矿企业确定的2020年TC长单加工精炼费为62美元/吨，该价格较2019年下降18.8美元/吨，降幅超过23%，直逼冶炼厂成本线，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铜矿砂年度长单的最低水平。

其次是国内冶炼产能的“气虚中满”。2019年，我国铜消费同比仅增长2%，增速较上年回落0.5个百分点。综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铜消费基数和社会累积量等因素考虑，再结合发达国家铜消费发展轨迹看，预计我国铜消费峰值也即将到来。然而，国内冶炼产能扩张节奏未见明显放缓。资料显示，2020年国内铜冶炼的扩产计划依然持续高位运行，将有43万吨粗炼和64万吨精炼的产能增加。相对于平稳增长的需求，铜冶炼产能快速扩张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风险正在不断积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隐忧浮现。作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铜加工行业一旦出现产能过剩，将带来巨大的资源和资金浪费。

对于祛除“虚火”，其实早有“良方”。一直以来，我国铜企持续发力布局海外矿产资源，2019年随着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初见成效，全年海外铜产量预计达160万吨以上。而新版《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也于2019年9月正式发布，有利于加快铜加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步伐。此外，抱团取暖，势在必行。2019年12月26日举行的中国铜原料联合谈判组（CSPT）季度会议，将2020年1季度铜精矿加工精炼费底线定为67美元/吨，比2019年4季度提高了1.5%，并提出了2020年进行联合减产的计划。然而，药到病除非一日之功，破解铜产业“资源&—冶炼&—加工”结构性矛盾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未来仍需要上下求索、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