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永泉      图 / 关悦

2019年年底，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当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升至全球第31位，比上年提升15位，我国连续两年入围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这一结果，有力证明了我国近年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国际社会对此给予高度认可。在收获信心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差距。从营商环境报告的总项和10个分项来看，我国诸多指标都还有改善余地。我国营商环境总体得分为77.9分，由于该报告评分采取DTF（Distance to Frontier）方式，意味着我国水平为全球最优水平的77.9％。在令人关注的跨境贸易指标方面，我国排名56位，虽较上年提高9位，但仍成为落后于总排名的弱项，跨境贸易指标的8个合规性项目得分都不算高，比如出口边境合规耗时为21小时，成本为256美元，相比经合组织高收入经济体耗时较长，成本较高。虽然这与营商环境报告特殊的指标设计和采集方法不无关系，比如将我国列为海运经济体且仅考察海运港口成本效率，报告数据通过对不同关联方开展调查问卷取得，不能完全体现我国真实水平，但我国贸易便利水平较之全球最优水平确有较大赶超空间。

目前，世界银行在评价我国营商环境时，除已有的北京、上海2个样本城市之外，将在未来再新增2个样本城市，这在提升样本数据的覆盖面和准确性同时，也对我国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高标准参与评价提出了更大考验。同时，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于2020年1月1日实施，从法制层面提出了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更高要求。口岸营商环境作为整体性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跨境贸易便利化的进程和成效，需要加大改进力度，释放发展潜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国际经贸下行压力巨大，外贸经营主体面临着供应链中断、运输不畅、订单减少等实际困难，更需要通过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营造便利条件、增强市场活力、稳定企业预期、促进外贸发展。

在国际上，通常将口岸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进行概念上的互阐互置，比如世贸组织签订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就是对各国口岸营商环境的规范性多边协议。两者互为动因，相辅相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统筹起来进行推动。口岸营商环境是企业贸易经营活动的口岸条件总和，贸易便利化则是这些条件的便捷程度和利得可能。口岸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体现了口岸经贸环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属于综合治理的范畴，需要政府部门、执法机关和企业等各方面共同努力、协同推进。

把握口岸营商环境的特征

口岸营商环境更多的是指制度意义上的环境，通过明确的义务规范和权益保障，给予市场主体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行为许可。由于我国口岸的主要功能是通行贸易性物流，通关和贸易制度成为关键性制度。口岸营商环境属于开放型经济范畴，其制度有双向性：一是国内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现了法治化特征；二是国际协定和标准，体现了国际化特征。同时，口岸营商环境的服务对象是企业等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开展贸易经营活动，体现了市场化特征。三者正好构成了口岸营商环境的“三大制度性特征”。近年来，我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完善法治保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在制度层面逐步改善了口岸营商环境，推进了贸易便利化进程，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体量提供了秩序和动力。

口岸营商环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可量化测评的。这种量化测评主要基于三点：一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制度有同有异；二是经营主体对营商环境的主观感受非常敏感；三是部分数值可以直接取得或计算出来，如资金付出和时间成本。这就决定了可以通过排名比较、调查问卷、数值平均等数学方法，测评得出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水平。目前，很多国际组织都开展量化测评，世界银行每年一期的营商报告评价体系即是最有影响力的代表。近年来，我国在测评中的国际排位逐位提升，既有赖于营商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也与我国对测评方的规则、指标和口径更为谙熟，相应地调整对接工作、提供指标数源、提升问卷质量有很大关系。

口岸营商环境有双重价值目标，除了贸易便利，还包括贸易安全。没有贸易安全，贸易便利也会最终落空。两者形成了结构性平衡，但在具体领域中两者又有所侧重，很难完全兼顾。这就对海关等部门的执法提出了很大考验。如何同步实现便利通关和高效监管，设计出既能满足贸易安全，又能促进贸易便利的制度，是所有国家海关都要面对的技术性难题。我国通过构建通关一体化格局，实施“中心&—现场”作业，推动“两步申报”“一步申报、分布处置”等改革，创新多元化担保方式，在集中处置重大安全风险的同时，保障了大多数货物、物品能够快速通关。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重点环节

首先是通关时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将通关时效作为衡量贸易便利程度的重要项目。目前，我国海关与口岸部门大力推进通关时效管理，对各省市口岸、各层级海关的通关耗时进行考核排名，直接促使全国及各地的通关时间大幅压缩，取得积极成效。同时，通关时效的评判需要考虑其技术因素。以进口通关时间为例，有三种口径：一是窄口径，从货物申报到海关放行，是为海关通关时间；二是中口径，从货物抵港到海关放行，是为整体通关时间；三是宽口径，从货物抵港到货物提离，是为口岸作业时间。实例测算，海关通关时间仅占全口径10%左右的比例。由此可见，全口径的通关时间不能单靠海关等部门推动，更需要港口、物流等企业改善经营服务方式，还需要货主企业提高主动提离的意愿。

其次是贸易成本。世界银行在考察跨境贸易指标时，也非常重视贸易成本。在口岸环节，这种贸易成本包括收费项目和合规项目两个方面。企业在贸易活动中，要经由进出口国多个收费环节，这也构成了国际贸易的经济成本和价格负担。这些费用有的是公共收费，也有的是物流等经营服务收费，由于口岸机构和服务项目众多，收费情况有很大差别。事实证明，凡是收费项目精简且规范透明的国家或口岸，其贸易便利化程度要更高，企业的守法情况也要更好。企业在口岸通关中还需要履行不同的合规义务，包括单证要求、程序要求、资质要求等，也构成了较大成本。尤其是作为各类贸易管制和技术措施的监管证件，容易转化为企业通关的门槛和负担。简化流程、精简单证、放开资质，可以有效地促进贸易便利化。

再次是企业管理。在国际上各类测评体系中，都对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海关的企业管理方式给予了高度关注。一是看是否实施信任管理。发达国家海关普遍对进出口商予以高度信任，以大多数企业守法诚信为前提设计制度，预设其无违规，通过协议方式建立关企合作伙伴关系，对于高信用企业提供多样化通关便利待遇。二是看是否鼓励企业参与制度设计。在制度出台之前，充分征集企业意见建议，可以使制度更好贴合实际、便于双向执行。实践证明，我国海关近年来开展的各类改革，凡是进行了事前调研、考虑了企业诉求的项目，都能得到顺利推行，成效和反响也比较好。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实施路径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是系统性工程，也是长期性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参与、协同推进。当前，最需要做的是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释放“放管服”改革红利，推动贸易便利化措施向各类口岸延伸。

协助测评建体系。做好迎接世界银行新一期营商环境评价工作，开展充分的测评沟通，对概念界定、分类标准、数据采集、问卷对象等问题提出有益于我国的解决方案，使测评过程更加公平科学。主动介绍我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改革项目、政策信息和相关数据，推荐专业人士参与问卷调研，使测评结论更加客观准确。同时，借鉴国际测评方法，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逐步建立自身的测评指标体系，形成常态化、中立性的自我评价机制。在此基础上，主动对照国内外测评结论提升水平。

提升时效讲方法。紧贴我国物流规律和企业需求，完善通关时效考核机制，为企业提供总体制度支持和个性选择方案。包括：推广应用“作业前置”，探索进口舱单启运前申报或传输方式，海关提前排除运输工具载运货物风险，实施进境前在线审核，非布控查验货物抵达口岸后即可放行提离。制定并公开口岸经营服务企业场内转运、吊箱移位、掏箱等作业时限标准，便利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运输计划。对全口径下的通关时间区分管理，对于海关通关时间和港口作业时间进行通报比较，通过行政措施予以改进，对于与货主企业相关的单证准备、货物提离时间则通过鼓励、引导的方法来实现，比如按单奖励提前申报的企业，在海关放行前可预先办理各类提箱缴费手续。

简政放权降成本。严格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管理和公示制度，定范围、定模板、定目录，不新设收费项目，不在清单外收费。引导口岸经营服务企业诚信经营、合理定价、减项并项，推动降低收费，加强行业自律。削减进出口环节审批事项，进一步精简监管证件，能退出口岸验核的全部退出。推动非涉密监管证件网上办理、联网核查、自动对比，实施全过程无纸化作业。加强口岸通关的国际合作，制订国际运输多双边协定，推动实施检验检疫证书、优惠原产地证书国际联网核查，扩大AEO国际互认范围，支持企业取得认证并在国外享惠。

深化改革优流程。加快企业守法诚信体系建设，实行社会统一诚信代码管理。属地海关帮助企业提升合规能力和守法遵循，落实高信用企业通关优惠待遇，对主动披露情事减轻处罚。建立关企之间信息通报、听证咨询机制，重大改革、重要制度实施前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加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将功能覆盖至通关全领域全链条，使众多企业能在同一平台上“一单多报”“一站反馈”，完成所有通关作业。推进口岸物流信息电子化，完善电子数据交换报文标准，实现物流运输、仓储理货等各环节网上办理。在海关监管中应用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各类物流监控中加载感知设施和传感单元，推动各环节共享链式信息，实施快审、快验、快放，降低单证验核成本和实体干预率。

（作者单位：武汉海关）

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关员进行船边监管。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关员对出口鲜切花进行查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