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竞争力：是否充分有效利用外资、带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集聚力、发挥外贸强市辐射力，是衡量城市外贸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

2019年发展竞争力30强中有9座城市为新上榜，榜单更新率达到30%，较2018年更新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一改此前几年相对稳定的表现。新上榜城市主要为中西部城市，珠三角地区、东北地区也各有广东惠州、辽宁盘锦新晋入榜。

中西部地区城市在外贸体量相对东部城市较小的情况下，凭借生产成本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政策支持力度更大等后发优势，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建厂能力较强，部分城市凭借2019年外资企业投资设备平均进口额指标表现突出实现逆袭上榜，如湖北黄石、河南新乡、湖南湘潭、四川绵阳、河南焦作等城市均依靠该指标拉高进入发展指标榜单30强。部分城市如河南新乡在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方面表现突出，推动其从上年100位之外迅速提升至第20位。此外，中西部城市由于其口岸功能偏弱，进出口在特殊监管区相对集中，在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指标上表现也十分突出。发展指标前3位的河南郑州、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在该指标中同样排前3位，重庆、浙江舟山、辽宁锦州也在该指标中一贯表现靠前，稳定在榜单之上。与此同时，珠三角地区作为开放腹地，在自贸区等政策推动下，外资吸引能力持续较强。榜单中，广东深圳、珠海、惠州均在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现较好，其中珠海继续保持该指标头位；另外，广州凭借超视堺显示面板项目，外资企业投资设备平均进口额拔得头筹，使发展排位从20位以外上升至第5位。东北地区的辽宁盘锦、西部地区的海南三亚主要凭借进入外贸500强企业的进出口比重指标表现较好出现在榜单前30位。

各展所长

◎外商投资设备平均进口额: 该指标用来衡量各城市吸引外商投资转移的能力，一定程度反映了外资引进水平。

2019年，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局面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形势，外资投入更为慎重，众多城市没有外资企业投资设备进口。比较而言，传统外贸大城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且叠加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对外资吸引力下降等因素，多数城市在该指标中表现不佳，而中西部地区政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资吸引力有所增强。在此背景下，2019年外资企业投资设备平均进口额30强榜单发生了较大幅度变化，有22个城市新上榜，更新率超过70%，许多中西部城市竞相登榜，而此前榜单主力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则纷纷落榜，呈现明显的此消彼长局面。

中部城市共有14座城市上榜，占据榜单近半数席位，其中12个城市为新上榜。安徽阜阳凭借其一家企业卡登堡酒业（安徽）有限公司投资进口设备物品，实现排位从200位以外进入前5位。西部地区占据5席，包括内蒙古乌海、四川绵阳、新疆伊犁、广西桂林、重庆，均为新上榜，其中3席来自少数民族自治区，显示出这些地区发展势头较好，贸易、人文等方面对外交流及开放程度加强，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对外资吸引力有明显增强。珠三角地区仅有广东广州和云浮上榜，其中广州主要依托与富士康紧密关联的超视堺项目落地，实现该指标由上年第8位升至2019年冠军，而云浮则得益于其一家企业高丘六和（云浮）工业有限公司设备进口倍增。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区的广东东莞、深圳、珠海、惠州、佛山在上年度均排在30强，其中东莞、深圳甚至分列第1位、第4位，但此次在该指标排位中均落榜，显示出外资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该指标用来衡量各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折射当地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相较于上年，2019年人均实力利用外资额变动不大，榜单中有5个席位“易主”，榜单更新率为16.7%。在引进和实际利用外资方面，东南区域不仅具有优良的区位优势等条件，还有长期开放的环境和政策积累，集聚了一批最先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因此具有短期难以撼动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表现亮点有限，东北地区更是在30强榜单中遗憾“挂零”，显示出在全球外资规模收窄、引外资竞争加大背景下，我国投资环境有强大“引擎”，但平衡性尚缺，需进一步全面优化投资环境，打造更多吸引外资的热土，为国内产业和经济发展增添更多动力。

◎进入外贸500强企业进出口比重：企业是城市外贸发展的主体，提升城市外贸发展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标反映龙头企业对当地外贸发展的集聚及带动能力。

2019年，我国外贸500强企业入围门槛较上年有所下降，由2018年的69.3亿元降到67.5亿元，累计进出口值占当年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由2018年的36.4%降至35.4%，大型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的统治力略有减弱，中小企业占比有所上升。同时，500强企业所在的城市范围也不断拓宽，共有94座城市拥有全国外贸500强企业，较上年新增了6座。从城市看，500强企业数量超过10家的城市有12座，其中东南沿海地区坐拥8座，雄厚的外贸底蕴可见一斑，但由于外贸体量大，东南沿海地区在该项指标上的表现并不突出。进出口总值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地区城市，虽然进入500强企业数量不多，但大企业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占据了榜单的多数席位。大型龙头企业和相对集中的外贸行业是支撑城市上榜的主要动力。甘肃金昌以铜矿砂进口为主的龙头企业2019年进出口增长12.5%，占该市外贸比重达到97.1%，由上年第2位再次回到此前已连续4年雄踞的榜首位置；海南三亚凭借免税品行业龙头企业进口业绩激增53.2%入围全国外贸500强企业，一举跃升至榜单第3位。 

◎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海关特殊监管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设立的第四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先导区和试验台，在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中西部地区在特殊监管区域外贸份额方面整体表现较好，且持续向好发展，一方面，相对东南沿海，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起步较晚，凭借“后发优势”在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规划和细则实施方面具有更多可参照的经验；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大多缺少直接对外港口，具有政策优势的特殊监管区域对外贸活动产生更强的集聚作用。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能力不断增强、水平不断提高。2019年以来，《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稳步落实，也为以综合保税区为代表的特殊监管区域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外部环境与内生动力双擎利好，使得中西部地区特殊监管区进出口份额方面交出亮眼成绩单。东南沿海地区该项指标弱势略有加剧，上年在榜的唯一一个珠三角城市广东深圳跌至33位遗憾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