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燕红  袁健  邱伟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边是实体零售业受到巨大影响，另一边是老百姓火热的网上购物热情被释放，这同时也考验着特殊时期各跨境电商平台的物流效率。京东上海物流仓库负责人表示：“本以为今年上半年存在各类不稳定性因素、困难很多，但没想到，我们外高桥仓库在海关的帮助下能超预期完成各项工作。”

2019年，京东在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设立了跨境电商物流仓库。短短一年时间内，该仓库已跃身成为上海口岸保税网购模式下业务量第二大的跨境电商仓库——据统计，截至2020年7月，仓库总计出区单量约279.4万单，同比增长近8倍，共约811万件，商品种类约2000种，货值约4.79亿元。仓库日均出区约1.4万单。在“618”期间，日均出区量则达到了10万单。

为了进一步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保税区海关进一步升级优化了跨境电商仓库及商品的监管模式，将海关监管的“毛细血管”延伸至京东电商仓库内，企业不用再将跨境电商包裹送至海关监管仓库进行扫单处理，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顶扫设备和监控装置，在自己的仓库直接进行扫单。据悉，顶扫设备安装后每小时可扫4千~5千单，大幅度提高了跨境电商商品的申报和通关速度。

据上海海关介绍，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现有六种模式，除了京东所在的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还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跨境工业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

1990年，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诞生，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同龄人”；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2020年5月16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一期）正式封关运作，成为我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

海关改革从上海起步，上海海关更是成为全国海关改革创新的领跑者。30年来，上海已先后设立了1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见证了上海开放的不断升级。

因为“特殊”，它们创造了“不一般”的成绩。统计显示，2019年，上海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进出口总值达到12888.4亿元，占整个上海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7.9%，以及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23.4%，比起30年前的不足10亿元，实现了几何级的增长。

从无到有，开创典范

199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外高桥保税区设立。经过30年，曾经的芦苇地发展成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更连续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在此成立，第一批分拨中心在此诞生，以及全国第一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

成功的背后，是海关等部门敢为天下先，在这一张白纸上，不断突破创新，以制度创新和制度规范引导保税区域发展。

据上海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特殊区域发展科科长张奇介绍，自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保税区的海关规章《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颁布后，海关已先后制定了涉及企业、进出口货物的多项保税区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促外贸、引外资的先导区作用。

先行先试的政策有了，自然吸引凤凰栖枝头。据统计，外高桥保税区仅1993年就入驻企业526个。1996年，“世界500强”企业英特尔率先入驻，随后美国德尔福汽车底盘公司、美国惠普打印机、飞利浦、IBM等一批跨国企业抢先入驻保税区。2019年，外高桥保税区“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70多家，从业人员近30万人，成为上海市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极。

可以说，外高桥保税区就如同一个“小世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上万家外资企业集聚发展，许多企业也是从一家单纯的贸易公司，再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一直扎根在保税区的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就像外资在保税区内30年来发展的缩影：从贸易开始，步步升级为地区总部。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水谷秀文仍清楚地记得，28年前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拿到外高桥保税区首张外资企业营业执照的情形。

和诸多区内企业一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同样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公司逐渐复苏的过程中，水谷秀文开始意识到，不能只把中国当成世界工厂，这里有着更大的市场舞台。

企业有需求，保税区职能部门便开始思考。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被孕育――在保税区内打造“亚太营运商计划”，提出了融资租赁、跨境结算等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功能创新。

2019年，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管理性公司地区总部，将原本分散在16家公司的资金、会计、审查等管理职能集中到上海。“扎根中国，做全球生意。”对于今后的发展，水谷秀文很有信心。

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外高桥保税区成了第一个纳入自贸试验区范畴的保税区。其区域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也随着上海自贸区举措的深入不断提升。作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窗口和连接国内国际市场的桥梁，外高桥保税区与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进出口业务往来。

此外，外高桥保税区的平台功能也在悄悄升级：过去，外高桥保税区以商品分类，形成了酒类、化妆品、医疗器械等若干平台；如今，部分平台正在向产业园转型升级，由传统的“以商品为中心，服务贸易商”转变为“以产业为核心，服务产业链”。最新培育的文化贸易平台，从2013年的30亿元贸易额，发展到2018年就突破了400亿元。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其副总经理汪嘉名表示，公司依托自贸区制度创新、政策突破、贸易便利化优势，积极拓展企业服务客户的新模式、新做法、新途径，“作为外高桥集团第五大板块，公司将在文化贸易产业继续开拓创新，先行先试，将改革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继续保持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先发优势，做大做强自贸区文化产业”。

转型升级，打造高水平开放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中国快速转移，仅仅一个保税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海关等部门的支持下，先后设立松江、青浦、奉贤、嘉定、漕河泾、金桥6个出口加工区。

2002年8月，广达上海制造城达功（上海）电脑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关务处副处长徐蓉刚刚入职时，公司大楼还没完全造好，只能借用临时的场地办公。彼时的松江出口加工区也刚成立不到两年，是上海市第一家出口加工区。 “可以说，我是和松江出口加工区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乎每个重要的节点都经历了。”徐蓉表示。

据了解，广达上海制造城是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广达集团的生产制造基地。企业除在笔记本电脑领域维持领先地位外，触角也延伸至服务器、液晶显示器、通信等领域，目前拥有员工3万余人，是松江区重点制造型企业。

2001&—2008年，松江出口加工区连续8年蝉联全国出口加工区进出口总额第一。让徐蓉印象深刻的是，最初必须要人员到口岸现场的有纸化报关，随着海关政策调整和技术优化，如今已实现100%无纸化通关。

“至于通关时效，早在2003年，海关部门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就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从航班落地到货进工厂‘4小时通关’的政策。海关后来又推出了‘分批集报’的政策，企业可以半年集中报一次关。对于我企业来说，不仅降低了通关成本，也大大提高了通关时效。”徐蓉表示，如今她只需要坐在电脑前动动手指向海关系统发送数据进行报关，“一般10分钟后就能收到回执，我就能安排运输车辆去提货。”

2006年12月，国务院批准全国7个出口加工区拓展保税物流功能以及开展研发、检测、维修等业务试点。松江出口加工区是上海唯一的试点。2007年1月，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成为出口加工区发展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恰好又解决了广达的燃眉之急。“对我们来说，维修也是属于售后服务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但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办法突破政策瓶颈。无奈之下，我们专门在区外成立了一家公司，派驻了100人左右的维修团队。”徐蓉坦言，多年来，属地海关积极与企业沟通，不仅帮助企业向海关总署申请，也做了相关调研，最终在2007年广达旗下的达利电脑作为试点企业开始了保税维修业务。

2009年，全国开始推广“境外维修”，上海于2010年在保税维修的基础上便开始进行境内维修的试点。“政策出台后，我们百人左右的维修团队就全部返回区内工厂，这不仅便于我们统一管理，还在维修时效上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徐蓉表示。

2014年，广达的年出口总值达264亿美元，此后连续多年排在全国第一位。事实上，这个出口老大，多年以来一直心心念念要做“内销”，以避免单条腿走路的风险。

直至今年疫情发生，恰恰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了他们的眼前——美国电动车及能源公司正在上海的工厂寻求本地合作商，而达功完全符合招投标资格。 

“公司希望投标该公司的车载信息化系统定制业务，但这一品类的内销涉税，过去是按8%的成品关税再加13%的增值税来征收，这还没算上公司的合理利润，光成本加赋税，报价就已超过客户预期。”徐蓉说。

在踌躇之际，松江海关便主动送政策上门。松江海关保税监管科副科长谭俊介绍，疫情发生以来，上海海关接连出台“13+10”举措，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链补链，其中一条就是“进一步推动内销选择性征税政策在综保区内全面适用”。

此条新政核心在于，给予出口企业内销足够的灵活性，企业可自主选择是按进口料件还是成品来缴纳关税。“这个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解决区内外企业的政策落差，像达功这样的企业可以选择进口料件综合税率征税，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谭俊表示。

“今年的1～5月，我们差不多节税达560万元人民币。”在徐蓉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经历，达功看清了海关在政策上的便利，“这有利于我们接下去接洽国内其他同类型客户。”

这些年来，上海作为全国拥有出口加工区最多的城市，除了广达，还吸引了英业达、富士康等一批全球知名电子产品加工贸易企业入驻，为上海经济快速增长注入了强大助力。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水平上升，出口加工区较为单一的加工贸易功能已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国务院出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转型升级的指导文件，加速各类特殊监管区域向综合保税区升级。

“从出口加工区到综合保税区，名称变化的背后，体现了国家赋予特殊监管区域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对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能级，打造高水平开放新平台将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张奇表示。

2018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漕河泾、奉贤出口加工区转型成为综合保税区，使得上海的综合保税区从原本的1个（机场）变成3个，这也是上海市首批获准转型的特殊监管区域。截至目前，随着嘉定出口加工区获批，上海所有6个出口加工区即将全部完成转型。

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共提出了21项具体任务举措，着力培育综合保税区在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竞争新优势，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这“五大中心”。

可以预期，未来3年上海的综合保税区将率先建立健全功能完备、创新驱动、布局合理、管理优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体系，成为构筑新时代上海发展战略优势的有力支撑。

一体化发展，合作共赢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困难重重之中，人们依然看到了“中国经济有望实现1%的增长”的科学判断和积极信号。之所以被认为拥有这种在逆势中增长的韧性，正是来源于中国经济对内对外双循环的深刻把握。

在2020年5月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谋划、新布局。

事实上，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目标就在于赋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特殊功能和政策。

两条腿走路，方能行稳致远。“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不是小池塘”，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中国经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上海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海各特殊监管区域携手合作，在多方面形成合力：一是组建我国第一个由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4类特殊监管区域组成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二是在政策上形成统一，自贸试验区各项创新政策第一时间在所有特殊监管区域中复制推广、落地适用；三是特殊监管区域货物互联互通——最早建立区间货物调拨系统，让货物在上海各特殊监管区域间来去自由、高效流转；四是在产业链协同上步调一致，各特殊区域根据发展优势形成特色的产业规模，携手合作，共同推动电子产品、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飞机维修等上海重点产业链发展，发挥了特殊监管区域的韧劲和内生动力。

2019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览全局，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横空出世。2020年5月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一期）正式封关运作，此刻，承载着上海所有特殊监管区域梦想的洋山保税港区再次升级，成为全国首个且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

张奇表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作为对标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自由贸易园区的重要载体，将承担着“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在全面实施综合保税区政策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创新——比如，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和制度等。

2020年5月16日揭牌当日，宝武原料采购服务、上港集疏运中心等首批18个大型项目便抢滩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上海海关坚信，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未来必能成为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国际投资、贸易、服务自由化、便利化、一体化的最佳实践区，成为世界经济、金融、贸易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

从保税区，到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再到特殊综合保税区……一项项政策部署宣示着中国开放的决心，更彰显出中国经济的信心。

（作者单位：上海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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