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少波

蔡锦青，字芥舟，广东归善人，监生出身，历任江西都昌县知县、署广饶九南兵备道、云南迤东兵备道等职，卒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时任署理广饶九南兵备道兼九江关监督的蔡锦青，由九江坐轮船抵达湘军统帅曾国藩安庆大营，其此行还为湘军带来了军饷一万五千两海关银。虽然自该月二十八日抵达，至三十日禀辞，蔡锦青在安庆停留前后不过三天，但是却捅出一个天大的马蜂窝，并由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最终导致晚清两大名臣曾国藩、沈葆桢失和，成为近代史上一桩著名公案。

曾国藩像。

沈葆桢像。

这位海关道历经常洋之变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清廷简放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廷曙为广饶九南兵备道，未到任前令蔡锦青署理。同治二年（1863年），廷曙因故出缺，广饶九南兵备道再由蔡锦青署理。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任命蔡应嵩（广东归善人，进士出身）为广饶九南兵备道，但因其正在署理吉南赣宁兵备道，故广饶九南兵备道继续由蔡锦青署理，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由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俊达接任。按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旧规，广饶九南兵备道长驻九江，循例兼任九江关监督，管理九江钞关关务。这便是蔡锦青与九江关交集的由来。九江关始建于明代，因主要负责向往来长江的商船征收船钞（其本质为内地税，非国境税）而被称为钞关。九江钞关因九江“北阻长江、南屏庐阜，上控武汉，下扼皖吴”的重要地理位置而商务非常繁忙，每年税收极为可观，仅次于粤海关。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九江被太平军占领，至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初七日方被湘军“收复”，这期间九江关一度停办。咸丰十一年八月，长江下游重要节点城市——安徽省城安庆被湘军曾国荃部攻克，江西、安徽境内战事稍歇，江路逐渐疏通，清廷户部由是奏定九江关于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十二日恢复开关。

然而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中外情形已然大变。根据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九江被开辟为内河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江西巡抚毓科授命布政使张集馨前往九江与洋人筹办通商事宜，但事未峻又逢太平军进攻邻近的黄梅县，导致张集馨“私行退去”，结果引发洋人极大不满。于是，一直在筹饷和利益分配上与张集馨有着尖锐矛盾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趁机发难，参劾张集馨“畏葸无能”，令其被革职。而后，清廷决定九江一切通商事务，悉由广饶九南兵备道直接负责。于是，在蔡锦青、廷曙等人的对接筹议下，英国陆续在九江设立租界和领事馆。而咸丰十一年，清廷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赫德抵达九江，筹设九江海关。次年，其参照江汉关征税章程议定“九江关征税则例”，这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九江海关正式开关。因该关主征洋税且以洋人为税务司，故称“新关”或“洋关”，而将主征国内税的钞关称为“常关”。

蔡锦青两署九江关道，历经常洋之变，对时势变化可谓感受颇深。常关时代，九江关每年应征正额银、盈余银合计五十三万九千二百八十一两三钱六厘。此为按年定额包干征收，如有短绌，则由关督个人赔缴，否则革职监追。咸丰以前，长江地区民丰物阜、船运畅旺，故九江关所征关税大多能收足甚至远远超出此数，关督少有赔累。但是随着战乱频繁，兵燹之余江路时梗、商贾裹足，特别是洋税的开征，对常税侵蚀巨大。因为自九江等内河口岸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海关征税权逐渐被外籍税务司攫取，西方列强的洋轮通行于长江，所载进出口货物除在进出口岸完纳5%的正税外，仅需一次性再缴纳2.5%的子口半税，沿途各关、各卡凭洋票验放，不得再征它税和厘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华商也托庇于洋船，以此避税。如此一来，造成洋税渐涨，而常税大损。如同治二年、三年，九江常关分别仅征银十二万两、二十二万余两，缺额极大。然而常关税额短绌，主要原因乃是整体环境使然，并非关督个人贪污侵蚀所为。因此，同治三年，新任江西巡抚沈葆桢奏请免赔，户部定议“减免九成，着赔一成”。但是即便是减为一成，也有三万两到四万两，也足让廷曙、蔡锦青为此负累无穷了。因为按规定，九江关监督每年可领养廉银一万一千两（如果关督为内务府所派，该项收入例应解交造办处充公），巡道可领养廉银二千余两。二者合计一万三千余两，与赔缴数目相去甚远，而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为此，同治五年（1866年）湘军宿将刘坤一继任赣抚后，奏请全部免赔并实行尽收尽解，即不再按照定额包干征收，而是按实际征收数目报解，得到清廷允准。

这位海关道有些孟浪

尽管常税日见短绌，常常令人负累，但是不断增长的洋税却给了蔡锦青信心。在九江洋关设立以前，九江口岸进出口货物的税收皆由上海关代征。但自九江关自主征收进出口正税及子口半税以来，洋税不断坐大。常、洋两项冲抵之下，关税收入仍是数目巨大。从距该年较近的同治四年来看，该年关税收入达557567.325海关两，月均4.6万余两。此外，据统计，自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三十五年间，九江关共收入关税26082551.26海关两，年均745215.7504海关两，月均6.2万余两。以上，均超过了常关时代每年总税定额的53.9万余两。一时间，长江江面不时可见洋轮频繁往来，从以前每年的三百余艘，增加至近六百艘。可见，尽管同治二年九江关刚开关不久，但月征洋税万两以上应不在话下。

当然，洋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关税无法自主，西方列强利用极低的综合税率向我国大肆倾销工业产品的基础之上的。更何况，征收到的洋税以及“洋药”（即鸦片）税，还要扣还英、法两国各两成，以用作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对外赔款。同治二年年初，清廷下令所有海关所征洋税及“洋药”税，除英、法扣款及“奏提军饷应用经费外，余令按季全数解京充饷，不准藉词留拨。如非明动用之款，率意开销，即着落该监督照数赔补”。也就是说，洋税例有专门有途，除非奏请提作军饷以外，不得动用。同治二年三月，江西巡抚沈葆桢就应两江总督曾国藩要求，奏请将九江海关洋税收入六万两拨解给湘军大营充做军费。但至该年七月，作为署理九江关道的蔡锦青将一万五千两洋税银解到安庆，却惹得沈葆桢勃然大怒，甚至不惜因此与曾国藩公开决裂。

平心而论，蔡锦青这回的确过于孟浪了。因为他解来的这一万五千两竟完全没有征得沈葆桢的同意。更要命的是，其还越俎代庖擅自将九江海关洋税均匀分做三份，两份解给江西客军湘军“楚勇”江忠义、席宝田两部，一份解给曾国藩安庆大营。虽然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也是蔡锦青的上级，但是俗话说得好：“县官不如现管”，此时作为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才是蔡锦青的直接领导。蔡锦青如此越级办事，可以想见沈葆桢在获知此事后该是如何的震惊和愤怒。

既未经直系领导同意，又擅代直系领导自作主张，这位九江关道何以如此大胆？这也许是蔡锦青的判断出现了失误。这还得从曾国藩和江西官场的微妙关系说起。

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发轫，各地农民、会党等运动风起，但清廷正规军八旗、绿营却不堪任用，遂致各地团练（由本地乡绅组织的民间武装力量）大兴。其中，以曾国藩的湘军最为著名。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走出湖南，四处征讨，但由于湘军不属于朝廷经制之师，粮饷皆需自我筹措，这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特别是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长期以在籍侍郎身份办理军务，一直未能实任地方督抚，这导致湘军所到之处形同“做客”，粮食、军饷等后勤保障均需仰仗地方政府供应。这种主客关系极为微妙，如战事来临、形势危急还好，毕竟地方需要湘军保护，主人此时自会在后勤方面竭力供应，但一旦久战无功或形势缓和乃至境内太平无事，主人便难免开始嫌弃和抱怨起客人来，后勤供应自然也随之松懈，甚至有的还动辄以不肯给饷相威胁。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就因此曾与整个江西官场撕破脸皮，一次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和按察使恽光宸两名大员，令二人分别被革职和撤任。咸丰十一年，矛盾又起。这一回，被曾国藩参的人就是前面所述的江西布政使张集馨以及按察使张敬修，只是此时的曾国藩已晋升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大权在握，自然是逢参必倒，最终张集馨被革职，张敬修被勒令休致。两次参劾，震动江西官场，长期任职江西的蔡锦青不可能不知道。或是其看到了前车之鉴，或是其想向曾国藩主动示好，所以才有了其不顾官场规则的“自作主张”，结果捅出了一个天大的篓子。

这位海关道错估了新巡抚

蔡锦青的孟浪或许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他对这位新上任的江西巡抚估计有误。沈葆桢，字幼丹，福建候官人，进士出身，乃晚清名臣、民族英雄林则徐之婿。与柔懦无能的前任巡抚毓科相比，沈葆桢绝对是个硬茬。其本身极有才干，为人耿介伉直，敢于抗上，尽管有时也不免负气。曾国藩深知沈葆桢之才，曾调其入湘军大营委以重任，更曾多次向清廷举荐。同治元年正月，正是在曾国藩的大力保荐下，沈葆桢得以出任江西巡抚，自此位列封疆。按常理，对于一个于自己有着知遇、提携之恩的“老朋友”“老领导”，沈葆桢应该心怀感激，对湘军也应给予全力支持。更何况，对于湘军而言，同治二年极为关键。因为此时湘军曾国荃部已将天京（太平天国都城，今南京）围困达一年有余，湘军水师也已完成对长江水域的彻底掌控。天京已然沦为一座孤城，破城只是早晚的事。也许蔡锦青也正是这样估计的，况且在此之前曾国藩已经奏请在九江海关洋税下拨付三万两并获得了清廷允许。他或许认为自己虽为下属，但只要是从大局出发，哪怕做事不依常规，沈葆桢也不会多说什么。但是很显然，他完全估计错了。沈葆桢的表现，不仅让蔡锦青倍感意外，也让曾国藩对这个曾经的下属极感失望。

（光绪）《江西通志·职官表》对曾国藩、沈葆桢、蔡锦青等人的记载。

早在同治元年九月，沈葆桢就以江西本省防军需要军饷为由，截留漕折银每月四万两，这已经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而后同治二年，湘军江忠义、席宝田两军奉命赴援江西。后世虽然习惯将晚清成军于湖南的地方部队统称为“湘军”，但实际上湘军各部却因成军源流、士兵构成不一，名称、系统、亲疏大有区别。江忠义、席宝田两军虽同出于湖南，但在湘军谱系中却属江忠源“楚勇”一脉，由二人分别统带的“精捷营”“精毅营”，士兵多来自于湖南新宁、东安、零陵等籍以及邻近的广西诸县人，与曾氏“湘军”有着较大区别。该两军战斗力较强，在江西虽为“客军”，却颇为沈葆桢所倚重，沈葆桢曾奏请以全部的九江海关洋税供养二军。而当时，因湘军尚未收复江苏等富裕地区，故筹饷仍多依赖于相对太平的江西。然而江西财力毕竟有限，作为该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沈葆桢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江西的利益，因此他也就对直接保护江西本境安全的“楚勇”更加偏爱和支持。至于曾国藩的湘军，那也只能往后靠了。这个决策本是江西官场的一致默契，然而蔡锦青为讨好曾国藩不经面禀就自作主张，沈葆桢知道后当然大怒，不仅将蔡锦青狠狠训斥一通，更是发去咨文对曾国藩进行了严词质问。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沈葆桢训斥这位不听招呼下属的更多细节，但是从沈葆桢发给曾国藩的咨文里，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冲天怒火：“已悉该道力筹全局，本部院深愧弗如。且不候批示即行分解，尤见任事之勇”“若藩司粮道皆如此力顾大局，先发后闻，虽尽取江右之民炙其膏脂，恐日不暇给，况洋税亦迭经奉旨提解部库京饷，当更重于皖饷，未闻该道之赞一词”。言语之中，已满是讥讽和挖苦。不仅如此，沈葆桢更是以“受病日深、万难恋栈”之词告知曾国藩，言下之意是准备撂挑子不干了。

见此情形，曾国藩不得不委曲求全，不仅答应沈葆桢九江洋税可尽数解给江忠义、席宝田两军，而且已经解来的一万五千两也可以还回去，但事情却并没有就此完结。同治三年三月，曾国藩向清廷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极力为自己辩护和争取，并暗指沈葆桢做事霸道且不顾大局。该奏折一上，无疑是将二人的矛盾公诸于天下。眼见两位身系江南安危的重臣要“打架”，清廷不得不赶紧出面调停，最终议定江西所征厘税由江西省和曾国藩大营各提一半。此外，原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曾替清廷筹办海军舰队，但舰队回国后却声称只接受英国人阿思本的管理和直接指挥，这遭到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反对。最终，舰队被解散，轮船被拉回英国拍卖，但因此却得以留存了轮船经费五十万两。该五十万两，经总理衙门奏请，全部拨给曾国藩，作为攻打南京的军饷。至此，由九江海关道蔡锦青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虽告平息，但沈葆桢、曾国藩二人却从此交恶。

（作者单位：邕州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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