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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海关的前身为九龙关，建于1887年4月2日（清光绪十三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王朝与英国政府矛盾妥协的产物。1949年10月21日，九龙关广大爱国员工在中国共产党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宣布起义。1950年1月28日，九龙关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保留“九龙”这个关名的意义，显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九龙海关更名为深圳海关。

由于历史和环境的特殊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九龙关总部长期设在香港岛，1949年前后全关1000多名员工及其家属绝大多数居住在港九地区。九龙关的关产大部分也留在香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如何控制九龙关在港的关产，成为当时国共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

拒绝赴台

Y型缉私艇（排水量25吨，时速11里）。

1949年2月，经上级批准，九龙关中共地下党员林大琪、李国安在九龙关正式成立“护产小组”，林大琪、李国安先后任组长，最初成员有14人，后来逐渐发展，遍布九龙关总部和各个主要支关。

此时，国民党在九龙关上层加紧策划“应变”。1949年9月底，国民党总税务司署已迁往台湾，而总税务司李度却坐镇香港。他向九龙关税务司英国人经蔚斐传达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徐堪的指示，要求九龙关将A、Y两级舰艇遣送台湾或海南。李度飞抵台湾后又发来急电，要求经蔚斐从10月1日起先将九龙关全部A、Y型缉私艇调往台湾，其余舰艇随时等候调遣，并严令“去台者赏，违者开除”。在我地下党的积极推动下，缉私艇的船员联名上书经蔚斐，坚决拒绝开船。由于香港警察的强行干预，10月9~13日，海关在香港租用拖轮和船员，才将4艘A型舰和2艘Y型舰分两批调往台湾。事后，159名拒绝赴台的船员被税务司开除。这次斗争历时半个多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拖延了国民党企图把全部舰艇调离香港的日程，保存了20多艘舰艇，为护产起义赢得了时间。

白石洲事件

同年10月8日，九龙关缉私税务司英国人史铎士和华员缉私监察长杨俊虬到白石洲支关检察边境情况时，被关警扣留。关警要求发放3个月薪津，作为应变生活费用，并要求将杨俊虬和另一名检察长杜炽芬交关警清算。九龙关税务司经蔚斐，对我党政策有所了解，他认为白石洲事件是我地下党策动的，表示愿和我地下党接触。他知道监察长黄昌燮平时与我地下党有联系，当天便以召开税务司、监察长等高级职员会议为由，向黄昌燮打听有无办法保证被扣人员的安全。黄昌燮通过试探得知经蔚斐希望与我地下党接触，不仅想尽快解决白石洲事件，而且还要协商接管边界支关问题。黄昌燮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我地下党汇报，港澳工委负责人表示同意接触。经黄昌燮在双方间协商后，10月14日晚，黄昌燮陪同我方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同经蔚斐进行谈判。黄作梅与经蔚斐达成协议并同意立即生效。协议规定九龙关当局设法保证在港公款及缉私艇等全部动产不再受台湾国民党总税务司署调遣；在边界各支关接管之日，通电北京宣布与台湾脱离关系等八项内容。经我方从中斡旋，史铎士等很快得以释放，白石洲事件顺利解决。

航向，广州！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解放，沙深宝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0月21日，沙深宝军管会接管了九龙关缉私总部和边界各支关卡哨，并成立了“九龙关临时接管委员会”。当天，经蔚斐在香港通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宣布断绝和前总税务司署的关系，接受海关总署的领导。当天下午5时15分，经蔚斐召集在港的全体员工，宣读电文，要求大家坚守岗位，听候指示。12月25日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副署长丁贵堂复电经蔚斐，肯定他保存关产和起义有功。

九龙关起义后，原华南缉私艇舰队大小27艘舰艇仍停泊在香港海面。为避免发生意外，确保这部分舰艇支援解放沿海岛屿的斗争，1950年4月，海关总署指示九龙海关将缉私艇驶回广州。

1950年6月14日，黄昌燮带领8名解放军干部，乔装成海关关警，以新招员工去香港体检为由，乘坐海关专车经文锦渡前往香港，与李国安等人取得了联系。15日船队启航，借夜幕为掩护，驶向广州。当船队开到香港海域内侧时，有两艘英国军舰尾随在后，船队立即以最高马力冲向公海，英舰向我船队开灯照射，但不到一分钟即掉头离去。舰队经过国民党军舰经常出没的伶仃岛附近海域时，突然发现一艘Y型缉私艇偏离队列，越离越远，由于情况不明，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过了七八分钟，该艇排除了障碍，又慢慢回到队列之中，人们才松了一口气。16日清晨，九龙关的缉私船队终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安全胜利驶达广州沙面附近，列成长阵在白鹅潭江面下锚，每艘船的前后都升挂全新的国旗，场面蔚为壮观。

九龙关的护产起义，保护了在港的大批财产和人才，对当时驻港机构的起义产生了推动作用。部分起义舰艇后来参加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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