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埔海关原关长 谢俊强

批斗会上，竹竿横扫过来，我一个跃身，撒腿就跑，发誓这次一定要找到游击队。

我1930年出生于广东宝安县大船坑村，4岁那年，父亲漂洋过海，从此杳无音信。父亲走后4年，母亲拉扯我和哥哥，生活无着，不堪其苦，自杀身亡。12岁的哥哥不得不带着8岁的我寄宿舅父家中，给地主放牛，换口饭吃。

14岁那年，哥哥和我回到本村，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吃完饭背着书包到学校读书，便鼓足勇气告诉哥哥，我也想上学，哥哥沉默了好几天，最后同意了。

为了缩小和别的同学的年龄差距，老师让我把岁数往小填了两岁，直接插班二年级。我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读书刻苦勤奋，放牛、烧饭都书不离手。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我和哥哥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别的同学都回家吃饭了，我留在学校里看书、学习，肚子实在饿，就啃一块生番薯。学校教育是新旧结合，要背三字经，也学算术。我刻苦勤奋，每门成绩都是优异，二年级下半学期，我直接跳到三年级，四年级下半学期又跳到五年级。就这样，别人高小读6年，我只用了3年时间，成绩分别是全班第九名、第二名、第三名。

1952年到大铲分关时的谢俊强。

学校当时受国民党政府的控制，校长是国民党党员，但不少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六七月份，一些进步的老师在学生中秘密组织儿童团，我被选为儿童团的副团长，教唱“解放区的天”，宣传革命思想，迎接大军南下。

当时东江纵队常组织宣传队到村里进行革命宣传，我便悄悄约了5个同学去找游击队，找了一天也没找到，晚上又偷偷回到家里。游击队虽然没有找到，却惊动了国民党当局，我回家的时候，校长带着一帮人正在我家等着我回来。

第二天一早，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们6人站在主席台上用粉笔画的6个圈里。校长先讲话，说我们的行为是反革命，是要坐牢杀头的。校长讲完话，让人用长长的竹竿挨个打我们的腿，竹竿横扫过来，我一个跃起躲过竹竿，撒腿就跑，我发誓一定要找到游击队。幸运的是，这一次，我终于找到了游击队，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面试时，我说：“别说过了罗湖桥，就是跑到家，我也要把他追回来。”由于对海关业务知之甚少，我落选了。

1949年，我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宝安县的战斗。警卫连接收了宝安县警察局，一个多月后，又和部队一起参与接收九龙海关。

我到九龙海关先培训了一个多月，培训结束进行了一个小测验，测验合格的直接提拔为干部，没有通过的则做关警。我抽到的题目是，假如一个走私分子已蒙混过关，并站在罗湖桥边界上骂你，你该怎么办？为了表示自己与走私分子坚决斗争的革命立场，我说：“别说过了罗湖桥，就是跑到家，我也要把他追回来。”考官说：“人家已过了边界，你再追会犯错误的。”结果，我没通过面试，成为一名关警队员。

当时边界走私很严重，九龙海关被接管后，从盐田到南头都布置了关警队，兵力约有一个营，负责边界巡逻查验。我被分配在文锦渡支关，白天携短枪检查货物，晚上持冲锋枪巡逻警卫。

宝安解放后，国民党飞机经常袭击深圳火车站和文锦渡支关，俯冲扫射，企图切断当时唯一的进出口交通要道，造成旅客伤亡。有一次，大批汽油被击中引起爆炸燃烧，火光冲天，有很多人被炸伤炸死，我和关警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挤在车站内的数千名旅客疏散到安全地带，奋力抢救国家物资。我亲眼看见有人双腿被炸断，血淋淋的。军管会针对敌机的骚扰，采取紧急措施，在罗湖山顶架机关枪反击俯冲飞机，挖防空洞，联系铁路局改为夜晚通车，保证了货运客运畅通。

谢俊强和关员合影 。

当时对海关关员有两种供应形式：东江纵队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实行供给制，包吃包住，每个月另发7块钱的生活费；参加九龙海关起义的留用人员，实行薪金制，由于当时物价不稳，工资是按当月市面大米价格折合计算发放，另设食堂，自请炊事员，交生活费或大米。双方通过联络员沟通协调，配合工作。一年后，统一改为薪金制，我被定为二十四级，月工资47.5元，补发了好几百块。参加革命领这么多钱，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除留下一些购置生活必需品的钱外，其余的全捐给了国家购买飞机大炮。

第一个夜晚恰逢我值班，就遇到国民党军舰围攻大铲。

1949年12月，大铲诸岛解放，1950年1月，我作为首批海关监管人员，被抽调到九龙海关大铲支关工作。从此，便和大铲结下不解之缘，先后4次上岛工作，前后共8年时间。

大铲海关位于珠江口伶仃洋上，距香港只有6海里，自光绪二十五年设立海关机构，隶属九龙海关管辖。大铲岛刚解放时，内外伶仃岛、万山群岛仍被国民党海军残部占领，周边匪患不断。195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国民党军舰连续两个晚上围攻大铲，第一个夜晚恰逢我值班，便迅速组织大家进入设在高地的军事阵地。四周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我们不还击，避免暴露目标，对方不知虚实，不敢登陆，一直到黎明时分才撤走。后来我看到香港《星岛晚报》“国军围攻大铲，全歼大铲驻军，旧海关人员全部释放”的报道后，禁不住哈哈大笑：“国民党又在吹牛。”

在岛上工作，一个月休息4天，路上来回再花两个半天，大部分时间要在岛上度过，一切生活供应全靠岛外，关员的宿舍和办公室是五排铁皮屋和两间小石屋。为了提高自给能力，大伙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全体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一年交500公斤柴草，500公斤蔬菜。大家苦中有乐，自己动手修篮球场、足球场，傍晚三三两两在码头边乘凉、唱歌、谈心，进行诗歌比赛，下象棋、打扑克，到海边游泳，周末晚会上，大家扭秧歌、跳苏联舞，欢快的气氛使大家忘记了海岛的孤独与枯燥。

黄埔海关刚成立时，全关只有70多人，5万块钱，一辆吉普车，一辆大货车，如今已有4000余人，已经成为华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海关工作也开始拨乱反正，领导决定调我到广州海关黄埔分关任关长。当时黄埔分关位于广州黄埔区，条件艰苦，只有一条土路通往市区，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在这工作的人有的不安心，调来的人不情愿，工作很不好开展。领导对我说：“你是老革命了，在大铲海关工作过，又参加过四清工作团，那样艰苦的条件都过来了，相信你能克服这些困难。”我义无反顾地来到黄埔分关就任。

1980年，黄埔海关正式成立，直属海关总署，我任副关长主持工作。刚成立的时候，全关只有70多人，5万块钱，一辆吉普车，一辆大货车，办公条件非常简陋。由于黄埔海关远离市区，回家的交通问题是燃眉之急，我决定先把货车改成人货两用车，所谓人货两用就是给车加上篷，在篷上用绳子吊几根竹竿做扶手，放上活动的凳子，坐人时，把凳子搬到车上，运货时把凳子拿下来……

新生的黄埔海关蒸蒸日上，各项业务发展迅速。一晃40年过去，人员从70人发展到1000人，到1500人，再到如今的4000余人，成为华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各项业务指标长期处于高位，这一切的变化都让人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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