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钟雁明

人类在远古时代偶然邂逅火种之后，能源就与水、粮食一同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要素。煤炭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粮食，是18世纪以来人类使用的主要能源之一。得益于蒸汽机的发明，高热值的煤炭从取暖燃料晋升为动力源泉，机械力开始大规模代替人力，带动钢铁、铁路、军事等工业的迅速发展，牵引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煤炭时代所推动的世界经济发展超过了以往数千年的时间。随着直流发电机的问世，煤炭又实现了从热能向电能的惊世转变，电气时代从此照亮人类文明。然而，煤炭是一把双刃剑，它提供了人类文明开化所需的光明、温暖和能量，也带来了使用它而产生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纵览世界，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时间，从煤炭时代过渡到油气时代。而在中国，不仅完美地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快速发展的良机，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还要面对煤炭不足的燃“煤”之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我国煤炭产量仅为3424万吨，而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完全无法满足国内基本能源需求。随着煤炭勘探和开采力度不断加大，1977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5.5亿吨，比1949年增加15倍，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1989年我国煤炭产量突破10亿吨，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模式，煤炭产量上升曲线变得非常陡峭，以2000年的13.8亿吨为起点连上几个台阶：2004年突破20亿吨，2009年突破30亿吨，2013年达到39.74亿吨的峰值之后，煤炭产业又面临着化解产能过剩、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燃眉之急。从此煤炭工业逐渐步入结构优化期，煤矿数量由1997年的8.2万处减少到2021年的不到4700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以上；煤炭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煤炭产量占全国的近8成；煤炭利用清洁化成效明显，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率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9成以上降至2021年的56%。2021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41.3亿吨，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煤炭总产量的50.5%，煤炭消费量则占全球总消费量的53.8%。

我国煤炭供给由严重短缺转变为产能总体富余、供需基本平衡之后，煤炭开始走出国门，为世界贡献正能量。我国煤炭出口开始于1980年左右，出口量基本呈逐渐上升趋势。为鼓励煤炭企业出口，我国开始实行煤炭出口退税政策，并于1998年、1999年先后两次大幅上调煤炭出口退税率，从3%升至13%。全球贸易综合分析系统（GTAS）数据显示， 2001年我国煤炭出口首次突破9000万吨，2003年出口量增至9393.1万吨的历史最高峰。此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煤炭需求大增，国内煤炭逐渐供不应求，价格迅速上涨，国内外煤价出现倒挂，再加上国家出口煤炭政策的调整，煤企出口动力持续走弱，出口量逐年迅速减少，2012年出口已降至不足1000万吨，2021年进一步降至260万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煤炭进口自21世纪以来一路飙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煤炭进口量仅为249.3万吨，2009年进口已突破1亿吨大关，超过出口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0年进口量达到1.85亿吨，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煤炭进口第一大国。此后煤炭进口继续飞速增长，连续刷新历史纪录，2013年进口达到3.27亿吨的最高值，随后进口连续两年快速回落至2015年的2.04亿吨，之后进口再次重拾升势，逐年攀升至2021年的3.23亿吨，已接近前期历史高位。

近20年世界煤炭消费平稳增长，全球煤炭贸易同步增加。煤炭是世界上储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常规能源，也是最廉价的能源。发达国家充分利用煤炭200多年后，逐渐降低了对煤炭的使用强度，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对煤炭有着巨大的需求。从供给侧观察，GTAS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煤炭出口国家和地区从2001年的52个增至2021年的79个，煤炭出口量由2001年的6.64亿吨增至2021年的13.24亿吨，年均增长达到3.5%。印度尼西亚是近年煤炭出口增长最多的国家，2001年出口煤炭6675.8万吨，2011年出口量已达3.54亿吨，超过澳大利亚成为全球数量最大的煤炭出口国；2021年出口4.34亿吨，继续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澳大利亚煤炭出口由2001年的1.94亿吨增至2021年的3.66亿吨，增长88.7%，出口量退居世界第二位，但出口值达到472.7亿美元，仍然领先印度尼西亚的315.1亿美元而高居榜首。2021年俄罗斯、美国、哥伦比亚和荷兰分别出口煤炭2.23亿吨、7721.6万吨、5560万吨和2473.5万吨，分别比2001年增长3.7倍、72.5%、46%和47.3%，表现也极为抢眼。从需求方面看，2021年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分别进口煤炭3.23亿吨、2.2亿吨、1.83亿吨和1.26亿吨，分别比2001年增长128.8倍、9.9倍、17.2%和88.2%，4国合计吸纳了同期全球煤炭进口增量的81.1%。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一直极力推进“去煤化”的欧美国家，一改煤炭消费连续下降的趋势而逆转为上升。2021年，美国煤炭消费同比增长15.2%，欧盟国家煤炭消费增长13.2%。GTAS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德国、荷兰、意大利和法国煤炭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9.5%、65.6%、12.9%和8.9%。

为保障国内外充足供应，破解煤价持续高位成为燃眉之急。去年上半年，煤电供应的稳定格局被激增的电力需求打破。受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能源绿色转型等因素影响，叠加进口煤供应增量有限且高热值煤源紧缺，水电发电量不理想，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国内需求好于预期等因素，导致国内煤炭供应一时紧张，煤价飙升。2021年9月5500千卡的电煤价格飙升至1079元/吨，是上年同期的1.9倍。2021年我国煤炭月度进口均价亦一路走高，从2020年12月的340.4元/吨逐月攀升至2021年12月的1117.7元/吨的历史最高位，年度进口均价达到723.5元/吨，比上年大幅上涨55.2%，全年进口煤炭因此多花成本831.4亿元；今年上半年，进口煤炭均价继续保持高位，达1026.4元/吨，同比涨幅高达98.4%，虽然进口量净减少2432.9万吨，但进口成本却再次增加594.8亿元。煤价的持续走高造成火电企业发电成本骤增，火电企业曾一度面临着“发电即亏损”的窘境。为落实煤炭“保供稳价”，从国家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落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2022年将新增释放先进产能3亿吨，以弥补因国内需求增长和进口减少的缺口，使我国有效化解了某些时段时空错配上的燃眉之急。

能源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而煤炭无疑是近期实现我国能源安全自主可控的首选。煤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煤炭储备发挥着有效调控能源资源市场、平抑煤价波动的“兜底工具”和“调节器”作用，对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稳住国计民生基本盘意义重大。俄乌冲突的爆发让“保障能源安全”超越“能源转型”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煤炭一直是我国能源供给的“主力军”，即使在新能源快速发展的当下，煤电依然贡献了约6成的发电量。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石油、天然气资源有限，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2%和42%。基于我国能源禀赋、生产能力、消费结构、对外依存等因素，以煤为主的能源国情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煤炭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调查数据，2021年我国煤炭探明技术可采储量为1622.9亿吨，按照现行储采比计算可开采40年左右。我们应充分考虑加强煤炭产能弹性及社会储备能力建设，守住煤炭产能红线，让煤炭在极端制裁情况下能够产得出、供得上、稳得住；同时加强宏观数据分析预警，合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一步深化煤炭领域国际合作，以合作勘探开发、产能投资等方式建立境外煤炭生产供应基地，提升进口煤炭的直接渠道保障能力，尽量避免受全球煤炭市场供需形势、价格波动、贸易摩擦、出口国政策、海运受阻等影响我国能源安全保障，保证煤炭供求稳定。在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下，先立后破，持续扩大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使用，提高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能源使用的比重，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倒逼绿色低碳发展，循序渐进地促进能源转型升级。

（作者单位：广州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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