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明超 王柳毅 王家豪

近年来，光伏产品、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对我国整体对外贸易增长的拉动力持续提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动能。其中，光伏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在国家政策引导与技术革新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迭代更新不断，目前已在全球市场中取得领先优势。

风险隐忧渐现

2023年，我国太阳能电池出口3056.4亿元，同比下降0.84%。中国光伏制造端的成本优势仍然明显，但国际经贸环境和全球产业格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各国认识到新兴产业及技术在提振本国产业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不少国家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政策，给我国光伏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风险隐忧。

当前，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风险仍然存在。美国、欧盟、印度均出台了推动本土光伏制造业发展，且不利于我国光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布局的政策。比如美国的《国防生产法》和《通胀消减法案》、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印度的生产制造激励计划（PLI）等。同时，诸多反规避反补贴调查、关税调节等贸易限制措施也先后颁布，如美国的《涉疆法案》和《太阳能税收抵免》（ITC）、印度的基本关税（BCD）制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叠加关税，包括双反税、201税、301税。

在应对气候变化、逆全球化、贸易摩擦等综合因素交织下，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除了面对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以外，新型的“碳足迹”绿色贸易壁垒、纷繁复杂的强制性认证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也正日益成为阻碍我国光伏产品出口的拦路虎。

一方面，随着国际对全球变暖的关注和中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正在以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碳足迹为基础建立新型的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比如法国、韩国的光伏组件碳足迹认证要求，瑞典、意大利的光伏组件环境产品声明（EPD）要求，欧盟光伏组件专用评价规范（PEFCR）等。其中，法国太阳能电池项目招标将低碳制造考虑在内，由于同等条件下中国光伏产品的碳排放数值偏高，导致中国产品在法国的市场占有率远低于欧洲其他国家。同时，欧盟发布《2022-2024年生态设计和能源标签工作计划》，该计划包括光伏组件、逆变器和系统的生态设计、能效标签措施以及碳足迹要求。2023年4月18日，欧盟通过了新的碳边境协调机制（CBAM），该机制实质上是以碳关税形式实施的一种新的保护主义措施。

另一方面，光伏组件的强制性认证品目繁多、认证程序复杂，基本涵盖我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市场。具体涉及德国TÜV认证，美国UL认证，巴西INMETRO认证，韩国KS认证，日本JET认证，印度BIS认证，澳大利亚CEC认证，南非SABS认证等。根据企业调研反馈情况，这些强制性技术认证的时间长、费用高，并且认证标准频繁更新和升级，给相关企业造成了非常大的成本负担。例如，印度在BIS强制性认证基础上引入ALMM（型号和制造商批准清单）认证，规定只有ALMM清单中包含的光伏组件和制造商才有资格参与政府支持的光伏项目，由于注册成本很高、实地审核困难等原因，已公布清单中的 80家组件制造商中无一家中国组件制造商。该法令由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MNRE）于2019年1月发布，受制于本土光伏产能不足，印度MNRE一度将ALMM清单实施截止期限延期至2024年3月底。

主动作为，积极探寻“破壁”之道

面对当前不断推出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及强制性认证等技术性贸易措施，光伏企业须积极主动作为，聚焦主业，积极探寻“破壁”之道。

一是逐步化解绿色贸易壁垒。在光伏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尚未互认的当前，我国光伏企业应充分研究进口国碳足迹核算标准，委托其认可的第三方公司出具碳足迹报告，按照进口国认可标准准备相关资料，以有效应对“碳壁垒”。同时，在我国“双碳”目标的引领下，通过碳市场、企业碳管理等形式努力降低碳排放强度。

二是创新研发引领行业发展。目前我国光伏产品在硅片、电池片、光伏组件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已经成为光伏行业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引领者。但面对国际上不断增多的绿色碳壁垒及强制性认证措施，我国光伏企业应持续加强产业技术基础研究，尤其是龙头企业要发挥支撑引领作用，专注技术更新迭代研发，储备研发人才和标准化人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把光伏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三是发挥合力破除贸易壁垒。积极寻求企业、协会、政府的良性互动，发挥三方合力，建立健全光伏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监测预警体系，实时分析绿色壁垒和强制认证等配套实施细则，开展关联产业的风险评估。同时，依托中国WTO/TBT通报咨询中心，充分运用WTO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评议、特别贸易关注提案等政策工具，积极开展光伏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调查，畅通反馈渠道，加强对外交涉，破除不合理贸易壁垒，维护企业正当权益。

（作者单位：宁波海关）

图 / 翁忻旸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关员到光伏企业开展调研走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