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刚 苏茂文 王蕤宇 何玉华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长久以来，我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主要包括基本工业原料、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主要以传统的贸易商（经纪商）模式开展，现货交易平台在其中起到了补充作用。目前，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单一的贸易商模式向高效、透明的交易平台模式转变。

根据国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运营模式、监管框架与市场实践，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期货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的风向标，包括上海期货交易所（包括其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广州期货交易所。

二是现货交易平台。现货交易平台以实物交割为核心，交易方式限于协议交易、单向竞价及省级政府批准的其他形式。其中的佼佼者如上海黄金交易所、作为国家级能源现货平台的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以及地方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典型代表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

三是场外衍生品市场。场外衍生品市场由商业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主导，提供非标准化的远期、掉期等合约，可满足企业个性化的风险管理需求。

在这一转型浪潮中，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和进口离岸现货交易大豆两个创新监管与交易模式尤为引人注目，为我国逐步提升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话语权和定价影响力，降低国内企业采购成本，对冲市场风险，保障供应链安全，开辟了新的探索路径。

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

此前，我国进口的大宗商品，或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完税后进入国内市场流通，或存放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综合保税区）和保税场所（如保税仓库）内，进行仓储、转口或加工。

2016年11月，海关总署发布《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有关监管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71号），首次明确了境内外交易主体可对保税状态下的大宗货物进行交易。该公告的监管框架催生并赋能多个大宗商品市场和品种发展，为上海（贵重金属、能源）、浙江舟山（以油气为代表的能源产品）等地建设成为区域乃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石性的制度安排。该制度的核心要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定义与范围。大宗商品现货保税交易制度，是指海关对位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后拓展至保税监管场所），处于保税状态的大宗商品（基本工业原料、农产品、能源产品等），在经政府批准的现货市场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的监管制度。

二是货物种类。开展现货交易的货物种类，需由市场运营方或其委托的第三方仓单公示机构事先向海关备案，确保交易品种清晰可控。

三是货物监管。进入交收仓库的大宗商品，无论来自境外还是境内区外，都应按现行进出口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并堆放在指定位置，设置明显标志，以实现物理空间的精准管理。

四是信息透明。保税仓单持有人需通过公示机构进行仓单公示，并由公示机构将仓单等信息提供给海关；交易平台则需向海关提供交割结算价等信息，共同构建透明可追溯的交易环境。

五是系统对接。适用该制度的区内企业，应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信息化辅助管理系统联网，报送相关数据，满足海关的动态监管要求。

进口离岸现货交易大豆

为便利大豆企业通过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开展进口大豆离岸现货交易，商务部、海关总署于2023年相继发布公告（商务部公告2023年第13号、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42号、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86号），对此项业务予以明确。具体来看，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主要明确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监管措施。

一是检疫许可灵活性。进口企业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时，可将保税仓库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仓储场所（以下简称“保税交易库”）作为境内存放地，在“用途”栏填写“现货交易和期货实物交割”，这为大豆入境后的多路径流转创造了条件。

二是主体责任明确。参与交易的境内收货人与保税交易库经营企业均应为海关非失信企业，且保税交易库经营企业需承担主体责任，以确保参与方的高信誉度和操作规范性。

三是促进国内流转。存放于保税交易库内的大豆，允许在境内大豆产业链供应链相关经营主体间进行出售和转让，打通了国内产业的流通环节。

四是赋予金融属性。在海关批准并提供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担保后，保税仓单可以进行质押融资，这提升了货物的金融流动性。

五是强化安全监管。大豆调出保税交易库办理进口报关时，必须逐批报关，不适用“分送集报”，并应提交自动进口许可证。出库后，货物应直接运往具备防疫及处理条件的加工企业进行加工处理，形成从入库、交易到最终加工的闭环监管，严防生物安全风险。

总结来看，进口离岸现货交易大豆业务，彻底改变了传统转基因大豆“单一定向”的购销模式，通过现货交易和期货实物交割的灵活结合，极大拓宽了贸易场景和渠道，为保障我国粮食供应安全增添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作者单位：青岛海关 厦门海关 黄埔海关）

注：本文内容仅供参考，具体业务的办理要求请询主管海关。

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内作业的工人。图 / 高瑞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