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辉 王汉斌 段寅生 鞠成飞 孙逊

国际航行船舶作为全球贸易往来与人员跨境流动的重要枢纽，在支撑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海域贸易顺畅的同时，也因航线覆盖广、接触环境复杂，成为人类传染病等生物安全风险跨区域传播的重要载体，对我国生态系统稳定、公共卫生安全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本文通过总结分析国际航行船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现状和存在的难点，提出防控建议，为有效维护我国海运贸易和海港口岸的卫生安全提供工作思路。

国际航行船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现状

传统风险持续存在

根据国家疾控局、海关总署联合下发的《关于公布检疫传染病目录的公告》及《关于公布监测传染病目录的公告》，《检疫传染病目录》已从原有的4种扩展至11种，新增马尔堡病毒病、脊髓灰质炎、拉沙热等7种高危害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目录》则包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艾滋病、登革热等26种疾病。2024年以来，卢旺达、坦桑尼亚分别暴发马尔堡病毒病疫情，拉沙热在尼日利亚等国持续流行。

近年来，全球登革热疫情也呈快速上升趋势，2024年全球报告登革热病例1400余万例，创历史新高；鼠、蚊、蝇、蜚蠊等病媒生物携带病原体随船舶不断扩散问题长期存在，持续影响着人类健康和贸易往来。

新型风险挑战加剧

货物与船舶废弃物的安全风险增大，进口的动植物货物，可能带来疫病及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输入，船舶的固液体废弃物、进口废物原料、“洋垃圾”等极易携带病媒生物和病原体入境。如马鞍山口岸曾在进口废纸集装箱中截获携带博卡病毒的褐家鼠；散装化学品船舶的洗舱废水，可能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化学污染；日本福岛核事故造成的核辐射超标等新型风险挑战不断增大。

船员管理风险不容忽视

换班船员所携带的行李物品，极易夹带由国外购买的禁止进境的动植物产品及其他具有生物安全风险的物品；部分船舶管理公司为防止船员吸食毒品，未经检疫私自携带船员毛发、组织、血液等生物样本入境检测；港口运营者、船舶管理公司、船员等生物安全防控主体意识普遍不强，缺乏生物安全相关知识培训。

特有风险因素难以监管

船舶维修作业衍生风险，船坞维修期间人员聚集易引发接触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船体附着生物易在维修时脱落，外来生物入侵等问题时有发生；船舶排放的压载水增加了介水传染病的输入风险，甚至可能引起卫生、环保和海洋生态等问题；船舶卸下的需维修养护物品，存在夹藏有害生物风险，且难以进行检疫处理。

国际航行船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难点

风险因素维度较多，防控难度较大

风险来源多且复杂

风险因素涉及人、货、物、虫等多个方面，来源较多且不易量化，其监管涉及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核与辐射等多个领域，对现场检疫监管人员专业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检疫监管难度也不断增大。

人员能力有待提升

长期以来，船舶检疫查验的工作重心为传染病防控，对卫生检疫以外的监管业务的执行力度明显不足。同时，各监管岗位间业务融合不深，仍存在联动不足、业务条块分割严重、人力资源分散等情况，业务精通的“多面手”极为短缺。

风险因素隐蔽性强，识别手段不足

防控手段落后

除核生化有害因子可以利用较为精准的仪器设备进行甄别外，其他生物安全风险因素的常规识别，仍主要停留在依靠口头询问、查阅资料、感官检查等传统检疫查验“三板斧”层面，过于依赖一线人员的责任心、主观判断和工作经验。

防控模式粗放

科技支撑仍然严重缺位，生物安全风险因素多为肉眼难以识别，登临人员很难通过现有的检疫查验措施将潜在的风险发掘出来；精准化防控程度不够，早发现、早处置能力相对不足，缺乏智能精准、快速便捷的检测发现和排查识别手段，易导致遗漏、误报、错判，进而影响工作成效。

监测预警手段落后，早期发现困难

预警体系不够完善

主动监测、风险评估、应急预警等环节尚需高效整合成链，风险评估方式方法落后，风险因素的监测仍处于部门业务条块分割状态，现有预警技术缺乏实时性、动态可视性与智能化，不能充分满足早期预警的需求。

风险布控细化不足

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应用等过度依赖人员经验，工作繁重、效率低下、数据挖掘不足，生物安全风险因素细化不够，效率较低的重复性劳动较为突出，布控指令的针对性和差异化不够、转化执行难，未能为生物安全防控提供有效的支持。

主动干预能力较弱

在生物安全常态化防控的预判敏感度、认识全面度、主观能动性、长期规划性等方面都有欠缺，往往在风险因素暴露甚至扩大后才被动采取应对措施，缺少主动出击的手段和能力。同时，病原体频繁变异、生物入侵途径复杂隐匿、感染者表现多样等给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带来无法掌握、预测的风险。

标准规范有待完善，作业依据不细

法律法规不完善

新修订的《国境卫生检疫法》于2025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其配套规章制度滞后于业务形势发展，工作指导性不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下简称《生物安全法》）为2021年开始施行，其应用于国际航行船舶的针对性要求尚有待细化完善。

指导文件针对性不足

针对国际航行船舶制定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不可避免地因以旅检的相关防控要求为蓝本而存在不够完善、执行不顺、细化不足等问题。国际航行船舶因不同的作业模式、船舶类型、航行时间、管理水平等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不尽相同，其生物安全防控指导性文件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急需强化。

属地要求有差异

鉴于各海港口岸分属不同行政省份，开发开放时间有早有晚，发展程度极不平衡，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各不相同，各海港口岸属地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个别海港口岸生物安全防控体系较为薄弱，缺乏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规划。

联防联控机制不畅，协同处置不易

部门衔接不紧密

生物安全风险的后续处置可能涉及边检、海事、生态环境、反恐、农业农村及林草等多个部门，然而海关与上述单位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协同配合不足、信息共享不畅，难以真正厘清多部门实战配合的协调方式和响应流程，缺乏切实可操作的多重配合路线和具体行动准则，而职责交叉的工作又因各部门各自规定的不同导致协作不畅，后续处置衔接有待强化。

港口主体不强

海港口岸核心能力建设不均衡，口岸运营单位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生物安全防控意识较差，措施落实不到位，与海关、边检、船公司等相关主体间信息和数据共享不充分，易形成信息鸿沟。同时，海港口岸涉及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等较为复杂，工作环境开放，管理难度较大，难以实现防控 “无死角、全覆盖”，防控重视度存在“逐级递减”情况。

属地主导不足

属地政府口岸主管部门牵头主导力度不够，属地相关部门对口岸工作缺乏了解，存在推诿现象，缺乏统一、协调、高效的管理与运行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管盲点和模糊地带。联防联控机制多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实际工作的检验，应急处置演练的效果比较有限，导致机制制度可操作性差、运行不顺畅，信息更新不及时等。

国际航行船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建议

提高防控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变革登临作业模式

坚持以“风险防控”为核心，以“精准布控”为基础，以减少“船岸交互”为抓手，充分运用先进仪器设备，科学精准实施船舶登临检疫查验，结合风险管理理念，将“检得出、检得快”升级为“检得准、控得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拓展“智慧电讯检疫”“无接触式作业”等新工作模式。

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本着平战结合、一切从实战出发的原则，探索建设符合实际、科学高效、精准细致、成熟管用的国际航行船舶生物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坚持问题导向，以“应用场景”为单元，建立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和技术指南，并通过不断演练和实战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加强海关人才库建设，组建监测预警、检疫监督、检疫处理、应急处置、常态防控等专业队伍，同时深化与疾控、医院、高校、第三方检测机构等部门的技术交流和人才交流，广泛吸收系统外高水平专家参与决策咨询，推进跨部门、跨关区、跨区域的深入合作，协调国际间的防控政策。

强化科技支撑和智能化建设

运用先进设备

以更多的先进技术手段“智能式”辅助口岸生物安全防控工作，如通过运用、改进、研发智能化生物安全风险识别设备，辅助一线人员对国际航行船舶的检疫监管，使用无人机、机器人等先进设备替代一线人员对生物安全风险进行鉴别、处置，以实现“少接触”“高准度”“高效率”的作业模式。

提升智能化水平

通过大数据计算、人工智能模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手段，搭建“智能预警+智慧检疫+智享互联”生物安全防控业务平台，实现更大范围、实时采集、精准甄别和智能分析，实现船舶生物安全风险的自动监测、自动预警、智能判断、智能放行。

规范科技支撑

明确信息化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条件、标准、作业规范，形成统一规范的指导性文件，从制度层面着力解决登临作业与先进技术应用不相融问题。

提升早期智能监测预警能力

强化风险的监测预警

构建风险因素识别、风险评估、应对处置、风险沟通闭环，广泛搜集信息，自动抓取关键数据，及时分析评估，合理预测结果，共享船舶相关信息及生物安全风险处置情况，及时向目标口岸推送船舶风险预警预判信息和处置建议。

做好常态化风险管理

对各类船舶、人员、货物等相关生物安全风险因子及其权重等数据进行全面、主动、及时排查，将各种风险因素纳入研判范围，依据船舶不同的作业方式、管理水平和防控能力等，分级分类制定科学实际可行的检疫监管方案，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参考依据。

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干预

将生物安全防线“关口前移”，对于重点港口、重点航线、重点船舶、重点人群提前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将措施前置并由船舶、船员防控为主扩展到航运公司和船员管理公司，强化远端防控，规避较高风险，精准筑牢境外防线。

完善标准规范形成长效机制

完善法律基础

深化业务融合，从顶层设计入手，加速推进《国境卫生检疫法》配套法律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使生物安全防控的法律基础更加牢固，细化《生物安全法》相关要求，从而逐步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夯实执法依据。

优化作业指引

通过制度化方式固化经验做法，充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手段，真正打造一套以技术为核心的涵盖监测、预警、决策、处置全链条多场景的规范化标准作业流程，推进生物安全防控“去繁就简”“重点突出”“精准打击”。

形成常态化机制

充分考虑生物安全防控的长期性、持续性，以制度化建设保障人力轮换和补充，统筹岗位设置、作业流程和人员调配，可打破机构编制、人员设置，实施专班工作制，以保持队伍战斗力。

加强联防联控推动综合治理

信息共享配合联动

推动属地生物安全主管部门建立其主导的口岸生物安全联防联控机制，明确海关在口岸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中的职责定位，健全应急响应规定和具体应急措施，实现相关信息的横向纵向互联互通，发挥海关的专业和中心地位，推动部门单位间建立统筹协调、上下衔接、左右联动的工作机制。

抓住焦点

敦促口岸运营单位和船舶管理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明确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重要性，落实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从源头降低国际航行船舶生物安全风险。

积极融入

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将海关口岸生物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属地政府的防控体系，整体推动与卫健、旅游、外事、商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等，形成一体化生物安全监测预警网络和应急联络机制。

（作者单位：青岛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