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贸易形势分析

图 / 包图网

2026年世界贸易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贸易增速预计不及2025年。世界贸易组织2025年10月预测，2026年货物贸易增速预计为0.5%，较2025年下降1.9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实际增速预计为4.4%，较2025年下降0.2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1月预测，2026年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为2.6%，比2025年低1.5个百分点。而世界银行2026年1月预测，2026年世界货物和非要素服务贸易增速为2.2%，较2025年低1.2个百分点。综合而言，三大组织预测显示，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明显放缓。

支撑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其一，高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贸易成本。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贸发会议”）的测算，2025年全球平均关税较2024年明显上升，其中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分别提高了1个和2.8个百分点，达到6.7%和4.7%。

高关税政策的冲击效应在时间上呈现阶段性。2025年一季度，在通胀压力缓解、家庭实际收入提高，以及规避预期关税而提前进行“抢进口”的共同作用下，全球贸易出现短暂复苏。行业报告显示，北美地区在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木材和建筑设备，以及非耐用品等多个领域的库存销售比显著上升。然而，这一势头在2025年4月份被美国突然推出的“对等关税”措施打断。高关税通过提高进口成本对贸易流的抑制作用，自2025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并预计在2026年进一步强化。研究表明，关税实施初期，企业往往倾向于吸收价格上涨，压缩自身利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成本会逐渐传导至最终商品价格，进而抑制消费需求，最终导致贸易增长放缓。

此外，由于一些经济体将继续利用关税作为保护主义和战略工具来实现各种内部政策目标，包括扶持产业、解决贸易失衡、强化产业政策，以及推动供应链重组和技术变革，预计2026年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持续存在。这一点也从相关机构公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走势中得到印证：该指数在2025年已明显高于2024年，并预计在2026年继续于高位震荡。因此，动荡的关税环境有可能损害全球贸易增长和效率。

其二，宏观经济增长乏力与结构性失衡抑制贸易需求。

过去一年，得益于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的激增，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全球经济在贸易环境恶化和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仍保持韧性增长。然而，全球经济的内在脆弱性并未消失，未来仍面临多重下行风险。长期投资低迷、不确定性高企、多国财政空间受限，正共同削弱全球增长基础；实际有效关税水平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动，不确定性持续放大负面效应，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可能再度冲击全球供应链、推高通胀并引发金融环境收紧，进而拖累整体经济。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在2.6%至3.3%之间，较2025年小幅下滑，且仍低于2024年的3.3%以及2000年至2019年3.8%的年均水平。因此，从周期性或需求侧角度来看，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对贸易的拉动作用依然有限，略低于2025年，这将制约货物贸易实现强劲复苏。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普遍减弱，主要经济体面临“低投资、弱需求、高债务”的结构性困境，对贸易构成根本性制约。在供给侧，不少经济体普遍存在长期投资不足，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制造业产能和绿色转型的关键投资滞后。这不仅削弱了本土的生产和出口能力，也降低了对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需求。同时，全球供应链向“安全导向”重构，在提升韧性的同时，也因效率损失而推高生产和贸易成本。在需求侧，受高利率滞后效应、实际收入增长缓慢以及财政政策空间压缩影响，欧美等主要消费市场的家庭消费与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受到抑制，直接削弱对进口商品的最终需求。如果市场有关人工智能驱动生产率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且实际结果令人失望，将引发多重连锁冲击。高科技行业的实际投资可能下滑，其他部门采用AI的支出也将减少。随之而来的资产快速过时、资本与劳动力错配成本上升、企业活力下降及负面财富效应，将共同抑制私人消费与投资。其溢出效应会首先冲击技术产品出口型经济体，并通过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扩散至世界其他地区。此外，金融条件收紧的滞后影响依然显著。尽管主要经济体央行已经开启降息周期，但前期激进加息导致的企业债务负担加重、借贷标准收紧等负面影响，预计将持续传导至2026年，继续抑制贸易融资和库存投资，令贸易活动进一步承压。

其三，贸易保护主义与供应链重组重塑贸易格局。

一方面，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强化，贸易壁垒上升以及针对技术敏感行业和关键制造环节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日趋严格，正显著扰动企业跨国供应链布局，加快部分产业制造环节向本土回流或者向所谓“友岸”阵营转移。尤其在半导体、关键矿物、清洁能源技术、数字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技术管制、出口限制和投资审查将继续加码，显著干扰相关产品的正常贸易流，并迫使企业建立并行甚至相互隔离的供应链体系，从而降低全球贸易的整体效率。

另一方面，基于政治和安全考量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歧视进一步凸显。例如美国已经在实践中放弃传统“最惠国待遇”原则，转而推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战略，这加剧了全球贸易活动的“阵营化”和区域化。全球贸易网络正逐步分裂成内部联系更紧密的“区域板块”。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22年至2023年第三季度，地缘政治近距离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了6.2%，地缘政治较远距离国家之间、地缘政治最远距离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分别下降了4.4%和5.1%。麦肯锡的报告亦指出，2017年至2024年间，全球平均地缘政治距离缩短约7%，表明各国更倾向于与制度或价值观相似的伙伴开展贸易。

此外，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可能对全球主要航运线路及航空旅行造成直接干扰，导致延误频发和运输成本攀升，威胁全球物流链的稳定与安全。这不仅会推高航运保险与物流成本，更增加了贸易的不可预测性和时间成本。若冲突进一步损及港口、管道或能源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将引发更严重的供应限制，进而可能推动石油、粮食等关键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加剧全球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