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分布看，大多数地区的全球贸易增速均将放缓。

进口方面，北美地区增速可能出现明显回落，而非洲和中东则表现相对较好。就北美而言，美国加征关税的冲击效应将逐步显现：一方面，美国自区域外国家的进口将明显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经由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间接进口亦受到抑制。尽管如此，北美货物贸易进口的整体表现预计仍将好于世界贸易组织2025年10月预测的-5.8%。这一判断主要基于美国在2025年下半年对贸易政策所作的战术性调整。相比之下，非洲和中东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结构升级。中东地区如沙特、阿联酋等正大力推动经济多元化战略，对新能源、基建等领域的需求强劲。非洲多数国家则处于基础设施和消费双升级阶段，对车辆、工程机械设备以及消费电子等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及世界银行等机构普遍预测，2026年非洲和中东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速有望超过2025年，良好的经济前景为其进口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出口方面，亚洲地区预计将有较好表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出口主要受全球科技消费升级与制造业需求复苏的双重驱动，尤其在技术密集型制造、电子与工业设备等领域。区域内部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化——特别是在电子、机械及农产品领域——显著提升了出口的韧性与竞争力。2026年初，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活动显著回暖，出口订单增长，反映出市场对半导体、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旺盛需求，整体工厂活动与新出口订单指标表现突出。与此同时，南亚地区预计将保持较高增速，其中印度在纺织、机械等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出口可能表现良好。

“南南贸易”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兴经济体之间在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互补性，在发达经济体需求疲软与地缘政治格局分化的背景下，各方均有动力通过加强南南合作，降低对传统发达市场的依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机构统计，1995年至2025年间，南南商品出口额从0.5万亿美元跃升至6.8万亿美元，增速远超南北贸易及全球贸易整体水平。2025年“南南贸易”增速达到8%，高于全球贸易平均增速，且这一趋势在2026年有望进一步延续。

此外，在全球贸易格局重塑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经济体的贸易前景将呈现明显分化。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的经济体，特别是依赖初级大宗商品或低成本劳动力出口的部分小型经济体，可能因难以应对关税成本上升与供应链调整而面临增长放缓、财政压力加大甚至发展进程受阻的风险。

产业基础扎实、具备多元竞争优势的新兴经济体，若能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则有望吸引寻求多元化战略或区域化布局的企业投资，从而实现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产业升级。同时，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可能促使部分高端制造向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优势的发达国家回流。

以上分化趋势意味着，全球贸易的增长红利将更集中于少数具备韧性与吸引力的“枢纽型”经济体，而更多处于“边缘”地位的经济体则面临被主流供应链进一步疏离的风险。

当然，上述判断不排除2026年可能发生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对贸易产生正向影响或负向冲击，从而导致2026年贸易表现明显好于或者差于2025年。目前来看，以下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对2026年世界贸易走势产生明显影响。

一是地区紧张局势的非线性升级。

一些国家间的非常态竞争、地区冲突或军事行动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和贸易碎片化风险上升，资本、技术和人员跨境流动受阻，从而对贸易增长潜力形成持续制约。

二是地缘经济风险和贸易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

如果主要经济体间贸易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制裁、出口管制、加征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可能进一步升级，有关国家间经贸关系存在再度恶化的风险。相反，如果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推动实际关税下降、保护主义措施有所缓解，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则有望提振投资和消费信心，推动贸易形势改善。

三是宏观政策环境的潜在约束。

地区冲突和地缘经济风险上升引发通胀反弹，而财政脆弱性和高企的公共债务水平将限制政策空间，迫使部分经济体维持或重回偏紧的金融环境，从而对全球贸易复苏形成制约。

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尽管

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是中国制度优势明显、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外贸发展仍然具备诸多有利的条件，这也将为全球的经贸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总之，上述各种因素的演变方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26年世界贸易的最终表现。

中国汽车出口已从单纯的产品贸易升级为全产业链生态输出，成为推动世界贸易增长、优化贸易结构、重构全球产业链与促进绿色转型引人注目的力量。图为天津海关关员对即将出口南非德班港的汽车进行监管。 图 / 贝京静